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序）(3)

他从小就是一个犹太文化的叛逆。他也立志要做阴沉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叛逆。同在《敖德萨》中，他历数了迷恋于朝露、静夜、大雾、暗路的俄罗斯大家们，对俄罗斯文学中还从没有“真实地、鲜明地、欢快地描写过太阳”，感到震惊不已。巴别尔感叹阴冷的彼得格勒毒杀了生于南方乌克兰的小说天才果戈理。巴别尔推崇果戈理在乌克兰时期的名篇《塔拉斯·布尔巴》（１８３０），赞美这是在俄国文学传统中第一次能窥见了太阳。而《塔拉斯·布尔巴》，讲的恰是十七世纪剽悍的乌克兰哥萨克人进攻波兰的故事。其中有一幕是说哥萨克布尔巴的长子被敌捕获示众，就义前向围观的人群大呼：“爸爸，你都看见么？”塔拉斯·布尔巴躲在观众中说："儿子，我都看见了！”普通的话语间，昭示了复仇的宿命。俄国画家列宾，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创作巨幅油画《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１８９１），画的是一群身处绝境的哥萨克们谈笑风生地给土耳其苏丹写信，拒绝投降。据说，前景中**上身的就是塔拉斯·布尔巴。巴别尔热爱的不只是果戈理在乌克兰时期的明丽文风，也向往充满生命和鲜血的原始风范。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哥萨克从来就不仅仅是冷酷的杀手、野蛮的屠夫。他们还代表了力与美，代表了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古老的纯真岁月。托尔斯泰有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就叫《哥萨克》，写的是一个莫斯科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奥列宁，厌倦了浮华世界，为摆脱空虚，远涉边陲，加入了哥萨克军队，希望那未经文明腐化的原始雄风，一洗自己灵魂中的污垢，他果真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哥萨克女人，而且，要和他的哥萨克情敌一决雌雄。在《骑兵军》中，也有类似的一篇短篇小说，也讲了一个外来的“他者”、一个书生，加入到哥萨克人中的故事。这就是名篇《我的第一只鹅》，讲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在苏波前线加入骑兵军后下排第一天的事。刚到师部，年轻的哥萨克师长萨维斯基就嘲笑他的眼镜，怀疑他怎能和战士们合得来。根据巴别尔日记，萨维斯基的原型是当时年仅二十四岁，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铁木辛哥。在战士分住的当地人的院落内，哥萨克们扔掉他的行李，要赶他走。他看到戴眼镜的房东老婆，还有在院中自理羽毛的鹅。他走上前，一脚用靴底踩碎鹅头，并用军刀挑起鹅，高叫着让老太婆给他烧熟。哥萨克们对此视若无睹，直到有个人说：“这小伙子还行……”《我的第一只鹅》，仿佛浓缩了巴别尔全部的犹太情结、全部的哥萨克情结。据考，在１９０５年，十一岁的巴别尔目击了沙皇雇佣的哥萨克骑兵血洗犹太区的情景。据他妹妹回忆，他们家幸免于难。但是，在巴别尔的《醒悟》的续篇，《我的鸽子窝》及《初恋》中，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犹太孩子在这场屠犹节中的遭遇。一个平常招孩子们喜欢的残废烟贩子搜出了这个犹太孩子爱若生命的鸽子，将它砸死在他的太阳穴上。孩子痛哭着回家，在自己暗恋的女人身边，目击了曾经威严的父亲跪在冷漠的哥萨克骑兵军官的马蹄下哭着求饶。在这种改造之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文学大师是怎样用小说技巧洞烛幽微地透视自己最隐秘的病灶。在《初恋》的结尾，那个犹太孩子因受惊而一边儿不住地打嗝儿，一边儿做起了白日梦，最后狂吐不止，疯病发作。叙述者在文末沉痛地确认那就是他早衰的根由、折磨人的内伤的起源。可以相信，这个叙述者，已经回归成巴别尔本人。《我的第一只鹅》中的房东老太婆也戴着眼镜，她正是主人公的同类。不过这次，这个犹太人却变成了凶手。那么，这凶杀也就成了主人公对自己过去彻底的叛逆。当他因此被哥萨克接受，和他们同榻而眠时，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个十一岁大头、细脖子、戴圆边儿眼镜的孩子。当他目睹骑在马上、面无表情地血洗犹太区的哥萨克时，就像那种处于极度恐惧中的孩子一样，真想从自己的躯壳里逃逸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屠夫们既充满恐惧，又暗自崇拜。最先把这三篇小说联系起来的是美国文学评论家垂灵（Trilling）。他指出巴别尔的主人公和海明威式的硬汉的区别：后者总在考验自己能否尊严地赴死，而前者总在祈求自己能平静地杀人。而且，这个短小精悍的小说的前四分之一，竟然都是直写、侧写第六师师长萨维斯基。主人公嫉妒这个野性十足、洒满香水的哥萨克的青春气息。这个魅力十足的哥萨克是不是让主人公，让巴别尔，回到了童年的秘密心态呢？也许，那个目击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孩子，早就已经洞悉了饱学的心灵在强悍的**面前的无能；也许，他已经彻悟了激情暴力比有理有节更接近生命的本质，从而，也确定了未来生活和艺术追求的倾向。也不难看出，《我的第一只鹅》与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笔下的哥萨克，尚属具有浪漫情调的童话中的人物，那么战地记者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则是一群血淋淋的“有纪律的野兽”。他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抢劫民宅、捣毁教堂、折磨逃兵、滥杀俘虏、把女人当成泄欲的工具，但个个浑身是胆、永不服输、视死如归、一诺千金，对战马有深情，对战友有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