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施正东

《银狐之劫》是知名作家陆幸生创作的长篇小说

“银”字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些年，他80万字的《银色诱惑》和40万字的《银豹花园》两部长篇相继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说震动了全国的扫黄打非战线，惊动了整个新闻出版系统。

客观地说：有赞赏，也有批评，颇有争议。直面当代文学，泡沫翻滚表面繁荣不言而喻；直面书市大有令人目不暇接，头昏眼花之感。

可定神一看，大多属过眼烟云，无甚生命力。唯我主义作品门类繁多甚嚣尘上；无病呻吟的文字仍在严重损害精美的纸张；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隐私”类文学毫无社会责任感地接踵出现在地摊上。一句话，诸多擅长摆弄文字的人们都冲着

“钱”字去了。这是一种令人痛心、遗憾的文学现象。然而，幸生同志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和许多有社会责任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一道，深入生活，研究社会，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沉重地思考着，艰难地笔耕着。

《银狐之劫》写的就是去年春天，“非典”时期发生在我国南方某省的一个故事。

该省某国有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出差北京，正值京城

“非典”疫情严重之时，他回来后即高烧不退，但对进入疫区的活动却隐瞒不报，还四处请客送礼，活动频繁。

为达小集团的一已私利鞍前马后不惜工本，借省局与集团政企分开之机，侵吞国有资产。

由于他

“非典疑似”症状明显，二十多天后终于住院诊治，受到当地

“防治非典办公室”和纪检部门的严格审查，结果东窗事发，牵连暴露出上至省府个别人物，下至集团管理中层内外勾结、跳龙门钻狗洞的一系列丑行。

该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故书中的一些人物也都耳熟能详。关键的是简单的故事情节所揭示出来的并不简单的社会现象。

所以，小说对人物道德品行和人生轨迹的描写，读来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让我惊诧和困惑的，倒是看到了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原来是如此这般地以深化改革和市场化为幌子，暗地里制造出这么多非典型性的集团和公司，并以此展开着更堂皇的虚假和更多样的侵吞，滋生出一批让人只能看清半张脸的新贵和富人。

什么叫

“非典”?这个名词300多天以来总是让我听着困惑。它原本是医学专家给

“非典型性肺炎”起的简称。但一个人的机体得了典型性的肺炎并不难治，为什么这种

“非典型性”的肺炎却这样让人谈虎色变，也让那么多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呢?

有人说正是因为它是非典型性的，是一种谁都没有见过的病症，不是正路货色，所以才难对付。

但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他们认为这是SARS，只不过是一种衣原体病毒，并不像我们有所谓

“典型”与

“非典型”之分。所以我认为，国人之聪明处，就是什么都喜欢弄出一点中国特色来。

有时想想

“非典”这个名称，犹如白马

“非马”，真是妙极了，真亏得专家们想得出来。有时候看看我们所处的社会，各式各样的

“非典型性”社会现象还少吗?尤其在转轨时期许多的人和许多的事都让我们不知如何定义。

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保守的还是改革的?是市场的还是计划的?

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真是难以说清，各种疑难杂症都似曾相识，但又都不是那样典型，这确实难为了不同层次的治国里手们。

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但也分明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形成一种非

“计划”的市场，但又与典型的自由竞争的

“市场”不是一回事；我们正在尝试着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文化产品乃至价值观念，但我们又无意于转型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可以说一切都有某种

“非典型性”的色彩。就拿幸生同志小说中描写的集团来说吧，它扛的是现代企业的金字招牌，运行的却是计划经济的官商老路；表面上是走向市场的集团公司，可仍然坐着正厅级的行政交椅；银狐老板经营的明明是国家垄断行业，享受国家政策的保护，自己却又能与非垄断行业接轨，以内部人控制的所谓股份制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拿着三四十万元的巨额年薪；明明是风月场上既买又卖的生意高手，可又拼着老命请各种官方媒体为自己拍专题、建牌坊；明明是身处商场、媚上欺下的红顶商人，却又能在省府某些官员面前如鱼得水，弄得官场如同市场……所有这些，是典型的?

还是非典型的?笔者实在说不清楚，看不明白，姑且沿用西方人的说法，称其为我国当代社会中的SARS现象吧。

在

“非典”发生一周年之际，陆幸生同志嘱我给他即将付梓的小说作序。不揣浅陋，勉为应命，拉杂写来，语无伦次，很难符合常见书序的行文规范，只能算是一篇

“非典型性”序言，勉强交差吧。幸生兄历来仁慈宽厚，当不会见外。2004年4月1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