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彷徨与艰难抉择(2)

王芸生晚年时说，有了杨刚的“承诺”，还有**的邀请，他个人的命运，决不会再成为一个“王实味”，《大公报》的命运也会很好。王芸生这才艰难地作出抉择。王芸生的抉择，并没有背着尚在的总经理胡政之。那时胡政之病情危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医护人员和家属一般都拒绝客人来访，当然对总编辑王芸生是例外的。王芸生临行前，亲往胡公馆探望。王芸生在胡政之卧室兼病房，将室内医护人员和家属都辞退，在胡的耳边简述实情与打算。当时胡政之的面部始终木然，当王芸生离开这间卧室兼病房时，似乎见到胡政之先生眼睛有星光一闪一闪。王芸生说，这大概是泪花吧，王芸生流着泪离开了他。这就是《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与《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最后诀别。王芸生北上，是他“独断专行”吗？不是，那时若有可能举行全报馆人员公决的话，也必定会是多数人赞成。王芸生毅然决定赴港转而北上。在上海临行前，王芸生曾召集一个小小的“碰头会”。参加者除王芸生外，另外还有三人，都是**员，即杨刚、李纯青，另一位现在已搞不清是谁，但肯定不是萧乾。然而萧乾不请自到，这也有意思。王芸生在碰头会上讲了一下，他赴港后，首先将港版言论作拥共的转变。有的要赴港，有的要留在上海，王芸生希望大家多摸摸下面的情况，作好思想稳定工作。唯恐消息泄漏，发生意外，王芸生把编辑业务委托给孔昭恺，托词去台湾旅游休假，于1948年11月5日离沪飞台。当时任《大公报》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吕德润有如下回忆：“1948年10月，我在台北忽接芸生先生从上海给我写的亲笔但不具名的信，言某日乘机抵台，望接机，勿对人言。我接他下机后，便驱车直驰郊区一家招待所，由我陪住。他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公报》决不陪葬。香港《大公报》言论方针将配合形势新发展。他让我立即陪他去香港，以免中途出事无人知晓。因为当时汤恩伯在上海正滥肆捕杀学生和进步人士，他如从沪飞港怕被扣留，绕道台湾，如被查获，就说来此视察办事处工作。他还一再叮嘱买机票时不要用他的名字，以免上海特务追踪而至。于是我托台湾航空公司友人，以《大公报》办事处主任吕某某及其随员名义购得机票两张。在机上，我俩都很紧张，直到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下机远望，在出口处看到港馆同事多人都向我们招手欢迎，这时，我的那位无名氏‘随员’才面露笑容。我这位办事处主任后退一步，变成了‘随员’的随员。”（见《大公报在港复刊四十周年纪念册》第134页）王芸生于11月8日由台飞抵香港，亲自主持香港版笔政，并立即撰写了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发表于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上，该社评的发表标志着《大公报》香港版立场的转变。该社评说：“人类虽不免战乱，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而且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社评最后说：“大局动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必乱。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则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由于王芸生夫人冯玉文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精神过度紧张，王芸生在香港饮食起居又需要照顾，不久，夫人冯玉文及小女王芝瑜从上海抵达香港。王芸生在上海的其他子女，他托付孔昭恺照料，孔昭恺一家干脆都住进了王芸生公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