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北上与戎装赴沪

“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胡政之之死与《大公报》受批、易名让他预感到风光难再———周恩来要王芸生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他说：《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有困难我们帮助———“新生宣言”一片否定之词，杨刚坚决表示，誓把《大公报》改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1949年2月27日夜，王芸生登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踏上北归征途。次日启程，同船的有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柳亚子、马寅初、曹禺等二十九位知名人士，都装扮成船上工作人员和平民百姓。3月5日，船到烟台上岸，改乘汽车驶达沧州，再换乘火车，于18日到达新解放的北平，受到沈钧儒、郭沫若等数十人的迎接，叶剑英在六国饭店为他们洗尘。王芸生把沿途见闻，以及他自己的好心情，写成文章《我到解放区来》，发表在同年4月10日天津《进步日报》上。他把自己今后修养上需要锻炼的方面归纳成四句话：“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到达北平之后，王芸生多次想找上面争取恢复《大公报》原名，但再次与杨刚见面时，这位堂堂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却对过去的许诺以及后来的改变连提都不提一下，仍然是老样子，“手拈烟卷，慷慨直言，朗声大笑”。无奈的王芸生，只好如此接受下来。王芸生当时预料，上海馆、重庆馆都难保，只是不知改什么名字。他预料《大公报》名称或许只有香港馆能延续下去，因为当时香港毕竟仍是英属领地。1949年4月4日，总经理胡政之在上海逝世。噩耗传来，王芸生十分悲痛。那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忙于撤离，解放军又忙于攻城，王芸生身处解放区，连封唁电唁函都无法发，此事颇使王芸生抱憾终生。王芸生一直认为，胡政之的死与天津《大公报》易名为《进步日报》，传出《大公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有关，因为那时“家庭纠纷”已不重要，他已预感到“大公报事业”、“文人论政”将风光难再。王芸生只能遥奠这位总经理一路走好，魂兮归天！就在上海解放前一天，周恩来忽然召见王芸生。在简短的会晤中，周恩来告知王芸生，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并要王芸生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周恩来还说：“《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王芸生听了周恩来一席话，当然相当兴奋，无论如何，《大公报》在内地没有全军覆没。至于为什么上面改变了主意，王芸生还是多年后才知道的。由于《大公报》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尤其是抗日战争中，曾作出公认的贡献，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当西方新闻界（尤其是英、美）得知天津《大公报》改版易名后，引起一片哗然。得知此信息的**当即决定：上海《大公报》完全不动，即不易名，不改组，不更人，原封不动出版。就连发动全馆上下对《大公报》进行一场严厉的批判也不搞，以后再说。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到上海主持解放后的《大公报》。刚踏进上海《大公报》报馆，杨刚和王芸生都是一副戎装打扮，头顶“八一帽徽”，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连一直在编辑部工作的贺善徽先生都说：“差点儿认不出是芸老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大公报》没有停刊一天，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王芸生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从此走向新生。这篇社评无疑在大公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不实之词屡屡可见。这篇社评距上海解放有二十多天才发表，王芸生向来是写社评的高手和快手，何至于要花二十多天？仔细一看，社评内容竟与杨刚起草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何其相似，只不过“调子”略低一点。根本不熟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王芸生，居然也用起“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起旧《大公报》来。王芸生的这篇《新生宣言》草稿，经过杨刚“审阅”，甚至连周恩来都不止一次看过这篇《新生宣言》的草稿。《新生宣言》说：“当人民革命浪潮已把反动势力震荡得摇摇欲坠之时，《大公报》又提倡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以自别于反动统治阶级；其实人民与反人民之间绝无所谓‘中’，而所谓‘自由主义’既根源于买办资产阶级，这‘金外絮中’的外衣更是混淆是非，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社评还说：“《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与过去的反动政权是难以分离的，总的方向是跟着反动统治走的。”经过这么一番分析，《大公报》统统划归“官僚资本”，天津、重庆《大公报》股东，在公私合营化中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定息。在上海期间，杨刚曾数次“咬牙跺脚”向王芸生表示，誓把《大公报》改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王芸生多年后曾幽默地说：“当年杨刚何须用这么大的力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