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1)
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向中国陕西省的延安派遣了一支军事小分队,以加强与中国**人的联络。这一名为美军观察组()的小分队建立于1944年,以"迪克西使团"而知名。当时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美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战争改变了西方获取对华利益的传统模式。1943年1月中美签署的互助协议废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一同参加了开罗会议,会上三位领导人同意在战争结束时要将中国东北和台湾归还于中国国民党统治之下。1944年6月初,在陈纳德(Claire)少将领导下,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14thairforce)的B-29轰炸机开始从一些由数万中国劳工帮助下建成的机场起飞进行对日空袭。出于营救那些被日军击落的美机飞行员的需要,以及由于新闻媒体对中国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的暴行的报道,在美国内部要求与中国**直接对话、加快战争胜利进程的呼声越来越高。确实,就像史蒂芬·L.莱文(StevenL.Levine)所写的,在重庆和延安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都小心翼翼地建立与美国方面的联系,而且承诺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要在抗日战争中进行有效合作。尽管他们反对外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他们都试图说服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领导下的中国**人从1936年就到达延安。除了新闻记者外,在1944年1月前,一些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就向中缅印战区的美国指挥官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W.Stilwell)将军建议与中国**建立可能的联系。这反映了建议者的认知,即中国**军队一直在进行抗日战争,有时是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或中国国民政府结成统一战线,但更经常的是独立作战。对**的这一行动表示赞同的人们也察觉到,中国的未来可能掌握在毛的手中,而不是蒋和他的追随者们手中。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中国正式向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苏联立即削减了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因此减少对华援助是"安全"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战将会刺激革命的爆发,苏联计划观察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衡量"帝国主义战争"的作用。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战争,但考虑到"政治合法性",它并不愿意在中国与除国民党外的其他任何团体打交道。美国的战略是要加强中国的力量,让中国在战争中打击日本。1942年1月,中缅印战区成立,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总司令。陆军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任蒋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方司令。这一安排迫使史迪威实际上要为两个指挥官服务:蒋,他对如何进行战争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观点;陈纳德,一个力主使用空军力量的狂热支持者。陈纳德1937年由于耳聋而退出军界,作为中国空军的顾问来华。1941年,当时美国还在保持中立,他组织了一支美国志愿军"飞虎队"进行抗日。美国对日宣战后,他受命指挥美军航空大队中国特别行动队(The)。陈纳德完全笃信空军的优越性。只要能使他的理念付诸实施,他就毫不犹豫地绕过史迪威。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1942年初,当这些工作正在进行时,刚建立起来的战略情报局(OSS-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译者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关注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对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产生了兴趣。罗斯福的近身顾问哈利·霍普金斯(HarryHopkins)读过戴维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罗斯福受霍普金斯影响,向蒋施压,要他同意让美国观察员们去延安。他派去了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HenryA.Wallace)去加大说服力度。在罗斯福看来,观察员们的目标是像控制国民党一样控制**。即使是在华莱士的强硬态度面前,蒋还是采取了拖延战术。直到1944年他才允许第一组观察员飞赴延安。观察组的成员人数也在不停变动,开始时有17人,在投下原子弹,对日进攻成为可能后,观察组人数增加到最多时候的45人。这个美**事观察组的活动开始于1944年7月22日,直至1946年4月20日回到北平总部。1946年7月24日,它被命名为延安联络组,置于北平执行总部的军队改编部门(ArmyReorganizationSection)之下。最后一个美国观察员于1947年3月离开延安。不论是在过渡期或是在正式名称的变更时期,这个观察组在其存在和履行职责的全过程中都以"迪克西使团"闻名,这是它的代号。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它可能是因为被称为叛乱分子的中国**人就像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联盟一样。使团中的成员是选自各个不同部门的专家。他们比在通常的传统军事组织内更能施加影响力。这一使团有四个指挥官,另有两个"接替"的人,一个是在使团的建立者被另外任命后的接替者,另一个是"最后走的一个人"。第一个指挥官,也是人们心目中与"迪克西使团"联系最紧密的人是戴维·D.包瑞德(DavidD.Barrett)上校。1944年春,包瑞德驻在广西桂林,是美国Z军总部内军事情报局(ArmyMilitaryIntelligence)(G-2)的工作人员。Z军准备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正如Y军与国民党合作在缅甸抗日一样。包瑞德从1924年就来到中国执行军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非常推崇。他被认为是一个"中国通"。1944年3月25日,他被告知"迪克西使团"将建立起来,而他将是其中一员。1944年12月前,包瑞德一直是"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之后他又被另外任命。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使得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更近地发展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