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情报收集(7)

当史迪威是战区指挥官的时候，他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区运作的主张。即使在卡尔·艾弗勒（CarlEifler）劝说他改变主意后他也没有改变，他告诉约翰·戴维斯和麦克拉肯·费舍尔，他担心这个组织会酿成大祸。魏德迈试图协调所有在中国的情报机构，包括英国的机构与他总部之间的关系。英国的情报机构也比较关注他，因为他相信英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有几千个特工，但这些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收集敌人的情报而是收集中国人的情报。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英国的主要利益似乎就是为战后时期做准备，保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如香港。美国人收到极好的目标参数和来自英国的资料，但并不多。魏德迈想与那些对情报收集感兴趣的所有美国机构一道把这些置于自己的权限之下。1945年1月2日，他警告赫尔利，情报工作的状况很混乱，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需要整合和改善。战后，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说他觉得很奇怪，不知是不是有很多机构和部门在同时工作。他有证据表明有不同的机构向同一资料来源购买情报。战后，众多参加过情报收集、见识过多个机构在不同观点的指导下施行各自聪明的点子并能和高层人物接触的人，都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型帝国。在战时，很容易弄到钱；如果知道诀窍也可以召集到人。很少有想法能付诸行动，宁可为了提高军事效率的愿望而大把大把地花钱。这也部分源于人们的一种观念，即人们不会为了节约1000万美元而愿意输掉一场战争。同时，军队也知道，如果一笔钱被节约下来，那下一笔预算就会被削减。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松散运作方式使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参谋机构变得令人怀疑。而且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他们不是很胜任而是更适合准备去做某种工作。这个组织中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有自己的任务。分析处收集文件并评估它们的价值。X-2主管反间谍并试图抓住间谍。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则试图用新的宣传途径去干扰日本人的士气。有一次分部找到一种东西喷在日本军官身上，让他们闻起来很臭，令他们丢脸。美国战略情报局很多事都做得很好，如破坏活动的训练，组织国内的人四处战斗，乘坐小型飞机到处转移。这样就担负起了组织起一批人的任务，这批人诚心实意地想对战事有所贡献，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行动。科弗林把这种形式看成是多诺万行事风格的一个证明，而他个人通常都会以一种勇于冒险的方式处事。再如，最初曾想向史迪威证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在其战区对战事有重大贡献的多诺万和卡尔·艾弗勒，还曾驾驶着小飞机兜风，驶过缅甸的日占区。这两个人加起来的重量要超过400磅，他们还一道乘坐一架载重量不超过250磅的飞机。后来，多诺万告诉科弗林，他做这一飞行违反了所有的安全规则，这样艾弗勒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了。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把中国往内战之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也对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有一定作用。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罗斯福对海军的特别偏爱给了迈尔斯以优势，如果杜鲁门是总统，蒋介石就会被迫答应让美国战略情报局自由行动，而不是在戴笠的监督之下行动。再有一些人认为，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能够渗入中国东北，那么日本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薄弱环节就可能被发现。结果，斯大林说苏联军队控制了这一地区，这还成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讨价还价的筹码。各类情报组织还是继续相互明争暗斗，甚至作战情报处都会憎恨那些越俎代庖的机构，下面这些情节就证明了这点。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始在目标城市散发传单，警告市民们在空袭来临之前疏散。史密斯上校在昆明大学主持一个艺术评比，给设计最好的传单50美元奖励，第二名给25美元奖励，第三名给10美元奖励。他想让中国学生去做这种设计，因为他知道他们可以使传单的主题与传统文化最有效地结合。获胜的设计被印刷在便宜草纸做的传单上。这传单上是一头肥猪，肥猪身上插着一把屠夫的刀。右上角是些鸟，寓意是如果你是一头肥猪，你可以感觉到刀的威胁，但如果你够聪明，你就应该像那些鸟一样飞走。另一些图片有一些美国标志的飞机，当然是用中文写着"美国空军来了"。运输机载着这些传单在城市上空投放。作战情报处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这样散发传单的做法后，他们告诉史密斯，说他愚蠢而且不爱国，因为在草纸上的宣传不专业，与第一流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作战情报处的宣传单则完全不同，是在华盛顿设计的，用的是很好的纸料。作战情报处去战区让他们命令美国战略情报局停止散发印着肥猪和鸟的传单。这样的混乱和因为情报部门运作的相互交叠造成的低效，或许让"迪克西使团"显得比它本身应有的重要性更为重要。除了使团的运作是在迈尔斯和戴笠的指挥之下以外，使团的成员都来自于相互斗争的情报机构，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竞争并不妨碍他们的功能。这些代表不同规则的人把他们的报告汇总起来，主要是关于**破坏性武器和技术以及游击战的军火情况。但根本的原因是，那儿有一个使团，戴维斯跟斯宾塞及斯特尔谈过，他们对"迪克西使团"的成立很感兴趣，不仅它会对战事有帮助，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良好表现的绝佳机会"。当"迪克西使团"到位后，来自它的报告看来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比如，雷·克劳姆莱在7月30日的报告中说，延安是主要的战役指挥运作的基础，在这报告后，包瑞德加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在延安设立一个战役指挥部的可能性只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多受过训练的人能被派到那儿去而受到限制。"斯特尔和科弗林的自信在他们1944年8月7日给R.M.霍尔（）上校和威廉·雷·皮尔斯（WilliamRayPeers）中校的报告中显露无遗，重复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并说它"可能可以完全保证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运作而和中国**合作……（包括）一个独立的交流和代理网络……并且（提供）用我们的方式训练的中国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