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活(2)

尽管**人在招待他们时温和亲切，但见惯世面的使团成员认为他们尚显粗糙。欢迎使团的第一次重要宴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当时没有提供食物，也没有饮料。欢迎仪式仅限于一些讲话和男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迪克西使团"成员在延安时看了许多话剧。话剧多为娱乐性的，还配有宣传海报，演出很精彩。事实上，演出质量之高，连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这位长年担任《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和战时该报驻华记者的美国人都被打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附近创办了一所戏剧学校，这也许提高了这些话剧的演出质量。在戏剧学校进修的学生在那里学习以唱为主的中国传统戏剧。政治也不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1945年6月，叶剑英将军举行午宴，为几个离开使团的成员饯行。几杯白酒下肚后，叶开始批评使团，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时还继续支持中国法西斯。双方并没有公开交换意见，但这件事表明，在使团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但归根结底，这些衣衫简朴的**人在他们诚挚的谈话中并没有警告美国人。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舞会是另一个普遍的娱乐形式。舞会要么在居住区的果园里，要么在会议室里举行。最初有一个旧的留声机放音乐，因为**人和使团成员都没有乐器。后来中方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乐器有口琴、破损的小提琴、笛子和一些五弦琴。他们演奏美国老歌、华尔兹舞曲和中国乐曲。中国人会为美国人跳起民族舞蹈，作为回报，美国人也会跳起美国当时流行的舞蹈，如康加舞。有时中国人也会跳一种类似于康加舞的舞蹈，叫"秧歌"舞，里面有弯腰和挥手动作。朱德几乎参加所有的舞会，**和**其他领导人也经常参加。毛不穿外套，只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出现在其他客人中间，与那些邀请他的女孩儿一起跳舞。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名义上来执行联络任务的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也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娱乐活动中，受到极为有礼的招待。美国联合服务组织（USO-UnitedServiceOrganizations）的部队或士兵舞蹈团从未访问过延安观察组。但其他人来过。有时他们成群结队地来。一次，一些从重庆来到这里参观的官员带来一部用汽油发电的电影放映机和一部电影。电影在一间挤得水泄不通的屋子里被反复播放。最后作战情报处的官员送了一台放映机给中国人。"迪克西使团"借了这台放映机，为每周乘飞机前来参观的人放映电影。最终，**人也要求获得一部新的留声机和新唱片，他们通过同样的渠道获得了酒、香烟和美国式食品。很多**领导人定期去观看电影，但**和他的夫人很少去。但1946年春天，毛夫人开始经常地去看电影。当时的使团指挥官杨照辉将此看做一个信号，认为尽管**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们还是很重视使团的。当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要来时，他们努力放映一些音乐片，而不是复杂的故事片，因为故事片镜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很难翻译。有时在电影放映前，叶剑英将军会通过一个翻译谈论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将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以此填补夜晚的空虚。1945年7月，战略情报局派到"迪克西使团"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名为《延安使团》，是关于使团的日常生活和战略情报局要向**人展示的东西。就在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向包括战略情报局在内的全战区下达指示时，他将制作完的电影送到重庆的战略情报局总部。魏德迈的新政策中包括指示延安的观察组与**人保持距离，不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供应，也不对他们许诺。因为有这一指示，重庆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理查德·P.赫普纳（RichardP.Heppner）上校决定将高林的电影剧本呈给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赫普纳担心，尽管从事实角度来看，电影剧本并不令人反感，它没有涉及重要政治事件，也没有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但剧中一些部分对正在延安进行的计划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尽管大使非常渴望这部电影能上映，但他坚持先看过剧本再说。在电影完成后的50年里，它其中的一些片段还被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的纪录片使用。在没有电影或舞会的夜晚，来到延安的人们就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战争的消息。他们很快就发现，新闻里很少提到有关中国的消息。通常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上午11点收听夏威夷檀香山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它打出来并粘贴到公告栏上。有时从敌人那里能获得比盟军还多的新闻报纸。东京的《朝日新闻》在出版后十天就能在延安看到，包瑞德觉得这样非常好，而且是体现**效率的实例。他相信他们从《朝日新闻》上能够梳理出关于战争的情报。总之，因为有任务要完成，有当地景点和重要地方要参观，有舞会和其他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这些美**事观察组的成员可以一直忙碌下去。当他们有空余时间或是想打垒球时，就打乒乓球或是排球，有时与中国人对打，还有一次他们与日军战俘打垒球，因为传统意义的安全在延安几乎不存在。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