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独裁主义(1)

农业被强调为经济和皇权的基础，吃苦耐劳的农民农闲时可从事徭役或从军。贸易和商人被认为是寄生者和潜在危险的皇权竞争者，因而部分地危及能减少地主势力威胁的长子继承权的废除。但秦制度的主要靶子则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会提问题，会考虑其他的可能选择或指出缺点。中国已经存在着以孔子和孟子（孔子死后的追随者）为光辉榜样的学者、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悠久传统。秦视这些人为破坏现状的捣乱者（这一点可能没错）。秦是公开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的使命感使它更加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秦始皇开始迫害知识分子，下令活埋对他的政策提出质疑的数百名学者，焚烧所有可能助长不良思想的书籍。被毁的文献包括自古以来积累的宝贵资料。不允许赞美过去；不允许批评当今；不允许对未来提出建议，除非来自官方。这些政策，尤其是焚书，深深背离了中国人尊敬书写的文字和保存记录的传统，引起后世学者和史学家对秦始皇的谴责。秦始皇无疑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渴求权力达到了不近人情甚至堕落的程度。但是，他的手段尽管严酷，却在一团纷乱中建成了一个帝国，并且奠定了秦及其后各代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基础。秦始皇葬在今西安附近一座巨大地下陵墓中，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组成的军队守卫着陵墓的进路。1970年代的发掘让他们经过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陶俑相貌不同，表情各异，栩栩如生。（ErichLessing/ArtResource,NY）秦始皇的政策中，很多都是丞相李斯制定的。李斯的生涯颇像印度孔雀王朝的考底利耶。他是将秦代严厉管制一切的国家政策具体化的新哲学学派法家的奠基人。这种管制通过大大膨胀的国家官僚机器和严厉监视一切教育而加强。只有那些支持国家意图的价值观被反复灌输；强调实用技艺，压制批评性质疑。同孔雀时代的印度一样，成立了严密的警察组织和秘密机构，来搜查和惩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个造成人心骚动的原因是，不论国内还是出国旅行，除特许外，一概禁止。建立一个帝国，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都是一件艰难的事业，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人怀疑其效用。以巨大生命代价强制统一在一个帝国内，或分别保留各自的地区文化和国家，这两者之中究竟哪种方式能带给人们更好的处境呢？不幸的是，力求建立帝国看来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如同借宗教之名行残暴之实。两者都冠以崇高思想或者不过是不惜代价的自尊而至少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中国即使以这种手段一旦统一，从此就抱定了庄严的统一思想。每次王朝覆灭后的分裂时期都被看成失败，而且每次的结局都是帝国的重建。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秦所代表的新秩序的魅力。那时，大多数人显然已经准备好与封建主义的过去决裂，转向以成就而非出身为基础的制度。秦人坚信他们的制度是进步的；他们不现实地自信创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全民目标献身，这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其目的显然是替那些针对人民的背信、残忍和野蛮等等手段辩护，而人民却被认为是新制度的受益人。先秦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真正先驱商鞅，将治国策略概括为如下的极权主义论点：轻罪也要重罚。……如果无人敢犯轻罪，重罪就更不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通过立法制令来统治人民。……”（原文：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一个国家如果上下目标一致能保持十年，它就会强大一百年；能保持一百年，它就会强大一千年……因而将能成就霸业。……（原文：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人民想要的东西多得无法计数，但能使他们受益的只有共同的一件。除非人民齐心一致，否则无法让他们满足**。因此，他们要统一起来，这样他们的力量也就加强了。……（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摶，力摶则强。……）如果你规定了人民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因为存在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而烦恼；但如果你规定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因为还能享受他们喜欢的东西而快乐。（原文：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原文见《商君书》，四段文字按顺序分别引自说民篇、农战篇、说民篇、开塞篇。换言之，团结就是力量，但政府最了解什么对人民有益。法家学派主要人物是哲学家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他也强调严刑峻法的必要，认为那是在统治者领导下建立秩序的惟一手段。人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必须为相互行为彼此负责。公元前221年前，从其他国家到秦国访问的人指出了他们在那里感受到的积极而自信的氛围，他们确信秦代表着“进步”，是理应普遍仿效的榜样。然而，法治下的新平等原则也有其优点，它提供了升迁的新机会；雄心勃勃的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帝国建设有关的工程，具有吸引人们给与支持的诱惑力。最清楚表明秦更具创造性的是被任命为蜀郡（四川）守的李冰这个人物，他因主持秦国包括控制黄河水患的水利工程在内的许多大型工程而闻名。正是李冰提出了治理已经使黄河恶名远扬的水患的最佳方案：“深掏滩，浅作堰。”这种方案有助于防止淤泥在河床堆积，因为淤泥堆积将使河床经过若干时间后上升到高出周围地面，从而大大恶化不可能永久维持在堤堰之内的洪水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李冰的正确建议只是在1949年后**中国领导下才终于得到实际实施。但李冰负责设计并修建了四川西部灌县的著名灌溉工程，使从山区发源后进入蜀郡首府成都周围大平原的岷江改道。很多人参观过的这些灌溉工程连同李冰及其儿子的雕像至今仍在。完成了这些工程的李冰父子俯瞰着它们，他们被认为拯救了自那时以来数百万人民免于洪灾和饥荒。同所有大工程一样，灌县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力，经历了艰难困苦，主要依靠征调的工人在铁的纪律下完成。根据100年后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李冰在晚年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