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蔡元培先生(1)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
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
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
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
“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
“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
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
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
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
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
“自由”、
“平等”、
“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
惟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
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
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
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
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
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
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
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
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
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
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
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
——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
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
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
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
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
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
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
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
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
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