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留学巴黎(1)

1981年，一位刻苦好学的十八岁姑娘，告别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只身去巴黎深造。在圣—米歇尔大街193号的“国际女子之家”，已为她预备了一个房间，她在索邦大学注册，攻读实用外语和文明等课程。突尼斯是一个和平的国度，远离战场与阴谋，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又是政权强有力的国家，与欧洲时差两个钟头，肯定对阿拉法特的政治生活及个人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也正是在突尼斯城，已开始传闻他某些情妇的名字。都市的地理位置，巴勒斯坦领导人所住的资产阶级式的优雅区，相当适合窃窃私语的夫妻生活。1981年，一位刻苦好学的十八岁姑娘告别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将去巴黎深造。在圣—米歇尔大街193号的“国际女子之家”，已为她预备了一个房间。她在索邦大学桑西埃三大注册，攻读实用外语和文明等课程。苏哈生来内向，朋友很少，尚未参与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活动，担心以后回不了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她可谓只身闯巴黎。***奇怪的自由感……我最先的发现是，大街小巷没有军队。也许是感觉愚笨，因为我习以为常的是，天天目睹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十字路口，或立于拉马拉我的学校门前，这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每次警车鸣响，我都吓一跳，暗自思忖：“这么说，我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境况。”这里的人们并不关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中东。我发现了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散步的城市，比如到离我住处两步之遥的卢森堡公园去散步。但见那些恋人们手拉着手或紧紧拥抱，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想回故里，与家人团聚。三个月后，我给母亲打电话，表示我要离开巴黎。“不，无须谈回来的问题，”她说道。听我再三坚持，她补充说：“你不要动，我马上就来！”母亲崇尚家庭，为家里人可以随叫随到。她在圣让达克艰难的童年，受父母不和的困扰，而以色列国刚刚建立所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动荡，这一切一直支配着她与我们的关系。在巴黎，我坚持不愿留下，妈妈不再犹豫。我于是返回拉马拉。见到亲人，回到全家人身边，真是幸福。妹妹哈拉对日趋蓬勃、不可预料的反以色列示威游行，绝不错过一次参加的机会。面对孤独，自己在圣—米歇尔街宿舍的那种孤独，我肯定依然过不惯。我感到在巴黎像个流亡者，而自己不愿意这样。在约旦河西岸，尽管处在占领下，但仍然存在着热烈而团结的气氛。我为重新感受这种气氛而高兴。本学年耽误了，我计划来年报名上比尔泽特巴勒斯坦大学。然而，1981—1982学年，我又去了巴黎。依旧是妈妈的主意，她比我更顽固。她坚持住了，希望我们精通她的维系家庭的西方文化。这一次，我和妹妹哈拉同去留学。学校位于儒尔丹大街的国际大学城，环境优美，更适合我的兴趣。我们住进“意大利之家”，有十来间宿舍供巴勒斯坦留学生使用。我还记得斯巴盖迪（意大利面条）的味道，那是典型的学生餐！在那里，我发现一个不同的巴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进剧院，下馆子，还有各种游行活动。声援南非、智利及其他拉美国家等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的游行示威，我没有一次不参加。我体会到，并非只有巴勒斯坦人民遭受**，这给我以希望。况且，争论是自由的，即使面对大学城的以色列留学生也是如此。很显然，我参加张贴阿拉法特像的活动，但经常在夜间被犹太极端运动“贝塔尔”撕掉。当然，我们有足够的库存像可替换。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我们通过电视收看战争实况直播。我们很难过。以军挺进，好比压路机，他们的火力很凶。看见贝鲁特高地150毫米自动牵引的大炮发射炮弹时，轰隆的声响可怕得很，真叫人发抖。巴勒斯坦人经过黎巴嫩内战多年的培养和锻炼，反击十分出色。在巴勒斯坦历史上，他们首次使用重武器与以军交战。黎巴嫩事件的结束，对我们来说，是电视中阿拉法特撤离前一两天在贝鲁特街头的那种景象。他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一边回答记者提问。我想，记者就是您吧。他希望通过谈话，表示他始终对自己有把握，充满信心。不过，人们感觉得到，面对那些留在当地、前来哭着拥抱他的巴勒斯坦妇女，他显得多么不安。使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这样被迫放弃贝鲁特……当我和丈夫谈起贝鲁特这一时期及八十八天围困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处境。他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千方百计想杀害他，并成功地派遣一批突击队员潜入贝鲁特西区。阿拉法特还认为，以色列人曾以最先进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的电话网络，他每次打电话都立即被窃听。以色列空军轰炸他刚离开的大楼。然而，他善于猜测，避免中计。所以，每到同一个地方，他都只停留几分钟。他通常生活隐秘。外出，他男扮女装；散步贝鲁特街头，尽量少带警卫员。他也习惯于在藏身之处待上数日。一次，以色列搜捕之时，他便在拉马拉一个小房间躲藏了近一个月。房东是埃及女演员娜比拉·奥贝德的崇拜者，房间四壁贴满了这位明星的招贴画。另外还摆着十几本有关她的杂志和小说等……整整一个月之中，他只有翻来覆去地读娜比拉的生平故事。几年之后，他则有幸在开罗见到娜比拉，开玩笑地对她说：“我非常了解你，我在拉马拉伴你度过近一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