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七丘城”就医(2)

阿拉法特因此坚持为和谈敞开大门。切勿忘记他1974年在联合国的演说：“橄榄枝加枪杆。”多年来，他通过左翼人士或旅居法国和美国的犹太和平主义者，对以色列当局进行试探。由于有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和侨居法国的埃及籍犹太人、亨利·居里埃勒等埃共党员的协助，他曾试图进行这种务实者之间的对话。于是，促成了1976年巴勒斯坦人士伊萨姆·萨塔维与以色列方面佩莱德将军、乌里·阿夫内里和阿比·埃利亚夫的会晤。他们用了约一年时间商讨以巴的前途问题。阿拉法特本人也未错过与阿比·内森等和平人士握手的机会。慢慢地，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具体。阿拉法特一直关心这些称为“第三类”的会晤，属于保密而明确的关系。当时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商讨问题的。否则要被法庭判刑。然而，真心诚意的人士照样会晤、对话。以色列方面就有一批前政府部长，原军队将军等。巴勒斯坦方面，有阿拉法特的朋友，在巴方组织中常不起作用但可拨电话与他直接交谈的人士。阿拉法特身边，有位突出人物纳比勒·沙特，是经济学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纳赛尔的前顾问，曾在美国留学。他赴美途中，有时路过突尼斯，去朱古达街一趟。有一次会晤在帕阿尔托进行，即1991年7月，安排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里；发起者是斯坦福大学。世界其他大学，也提供以巴人士秘密会晤的场所。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尽管存有困难和分歧，也乐意常能见面。他1988年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发表声明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消除了。飞机失事前，阿拉法特一直走在与好多国家首都接触的缓慢而大有希望的道路上。他失踪了几天，表明他的地位之重要，全世界焦急不安，不知所措。在巴解组织发展过程中，惟有他，作为永生的神话，能够激起战友们认识到接受和平的必要性，使巴勒斯坦民众接受过渡时期和逐步解放国土的安排。他的权威与声望不容争议。阿拉法特刚刚逃过死亡，又面临新的考验。为了感谢对他失事给予支持的人，他计划出访，首先是去约旦。在安曼，他与侯赛因国王会谈。友好的会晤，使两人都清楚和平之路正在展现。首站结束后，阿拉法特本决定前往巴格达。由于伊拉克天空禁飞，他只得取道公路，乘车穿越沙漠十来个钟头。6月1日那天，旭日东升。要长途跋涉，将相当劳累。当天，离开安曼之时，他嚷着头疼得厉害。原以为服几片药，便可驱痛。在王宫，他正好遇上侯赛因国王的御医阿什拉夫·胡尔迪，一位智慧而能干的人。他便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医生发觉他的举止有些异常，反复坚持要他去检查。面对一再拒绝，医生就建议给他作个简单的测试，以判断筋骨运动技能及平衡状态。阿拉法特同意这个小小的检查，即只须伸出双臂与身体成直角，挺直身子朝前走。结果令人不安：阿拉法特站不稳，走路摇摇晃晃。胡尔迪医生反复劝他，不要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由公路前往巴格达，而要马上去作扫描。亚西尔仍然拒绝，他甚至选好了汽车和司机。医生再也没辙了，越来越不安，就赶紧求助于侯赛因国王。他向国王介绍了自己的诊断，指出阿拉法特赴伊很危险。医生强调要阿拉法特及时作深入体检的必要性，重申明确反对此行。侯赛因国王听了这番话，马上离开办公室，到国宾宫见阿拉法特。他们两人面对面。侯赛因国王令人信服。他陪阿拉法特上了自己的车，直奔侯赛因国王医疗中心。阿拉法特终于接受了扫描检查。我绝不会忘记，经检查，明显看出一个血肿，可能压迫他的脑神经。第二天上午，妹妹哈拉给我来电话，要我坚强些，还转告近来有关阿拉法特情绪低落、免不了死去的谣言。事实上，再过几个小时，亚西尔应动外科手术。在绝密情况下，巴解组织外交部长卡杜米参与会诊；是他同意动手术，并作了一切必要安排。于是，我决定立即到安曼看望丈夫。此行如同噩梦。我一抵达，受到努尔王后代表的正式欢迎，享有惯例礼宾待遇。我直接去了医院，守在刚动完手术的丈夫病榻前，度过后半夜。他头脑完全清醒。尽管医生说了使人放心的话，但一听他的病情，我实在不安极了：硬脑膜血肿，颅骨创伤所致，显然是飞机失事后遗症。医生给我解释，这属通常事故。脑脊膜、硬脑膜和视网膜外叶之间淤血。手术很简单，摘除凝固血串，患者便可恢复正常站立。医生的一位亲属就曾患过此症，因此他很有经验。复杂解释似乎简单明了。手术期间，侯赛因国王一直在场，就餐时仅用三明治。他亲切地跟我说话，尽量劝我沉住气，鼓励我振作精神。我感到他是诚挚的、真正关心我丈夫的健康。的确是他救了阿拉法特的命。政治是一回事，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外科手术成功，医生们要求康复期一个月。侯赛因国王提议把哈希姆宫提供给我们在逗留期间使用。他和努尔王后天天都来看望我们。谦恭、看望，侯赛因国王以他的爱护，在某种程度上正式承认我们婚姻的合法化。约旦和阿拉伯世界新闻首次对此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