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断指(四)?(1)

父亲在石河于农场改造的第一个项目是推车送粪。车是独轮车，每三个人一组，从农场的羊栏里到红嘴口的麦地，往返一趟要走几公里。每天每车要拉十几趟。和父亲一个组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刘大川，另一个叫胡麻子。刘大川当过国民党的营长，家是河北保定人。平津战役的时候，刘大川被解放过来，后来回家种地，再后来又被送到这里。?刘大JII长得腰宽体胖，满脸的连毛胡子，刘大川当国民党营长时，有过老婆和孩子，平津战役打响的时候，刘大川带兵在前方打仗，老婆孩子留在天津，他一门心思惦记着老婆孩子，那时打仗的有老婆孩子的那些人，都惦记着老婆孩子，队伍刚一被解放军包围，那些当官的首先扔掉了枪，举起了双手。刘大川解放过来没有参加解放军，主要是他惦记着老婆孩子。天津解放了，可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婆孩子了。刘大川并没有死心，河南、河北、辽宁，凡是他能想到的地方，他都找遍了，也没能找到。后来全国解放了，他才死了那份心。那年月，死几个人是常事，可刘大川不相信老婆孩子会被流弹打死，他回了河北老家，投有再婚，他一直在等待，总想有一天自己的老婆孩子，会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等来老婆孩子，却等来了文化大革命。胡麻子当志愿军时是连长。胡麻子所在的志愿军是六十军一八零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部队抵达三八线，那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下令撤销麦克阿瑟“联合**总司令”的职务，由李奇微接任，并由詹姆斯?范佛里特接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那时美军已在三八线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四月份那一天，志愿军六十军一八零师掩护伤员向北转移途中，陷入了美军的包围之中，志愿军指挥失利，一八零师损失惨重。胡麻子就是那时被俘的。战争结束后，胡麻子作为战俘被交换回国，胡麻子的身上刺满了反动宣传口号，那些字是用针蘸墨水刺在肉里的，洗也洗不掉。回国后，胡麻子试图去掉身上的字，用刀刮、用火烧，那些反动字迹还是依稀可见，浑身伤痕累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麻子就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人，也被送到了新疆。我父亲和这两个人一组就往返于羊栏和麦地之间推着独轮车送粪，组成了一幅幽默的画面。我父亲来新疆前是军区副参谋长，不折不扣的共军，职务最高，驾辕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父亲身上，刘大川居左，胡麻子在右，辅佐我父亲完成送粪的使命。新疆初春的天气，风沙漫漫，早晨和晚上还冷得人直发抖，中午热得人连衣服也不想穿了。我父亲扶着车把走在中间，汗水已湿透了他那件浅黄色的军用棉袄，我父亲就把棉袄脱下来。这三个人中，只有父亲敢理直气壮地脱下棉袄，父亲的身上，伤痕随处可见，其中最醒目最刺眼的，要数乌老二打我父亲的那个黑枪，在我父亲背上结了一个大大的疤。刘大川和胡麻子身子也有伤，也许并不比我父亲的少，可两个人不敢脱掉身上的衣服，他们身上的伤是耻辱的象征。我父亲打着赤背，暴露出浑身的伤疤，鼓起满身的肌肉奋力拉车，刘大川和胡麻子自然也不敢怠慢，弯腰驼背推着小车在风沙中艰难地前行。年近半百的我父亲，没想到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后被发落到新疆来拉羊粪。我父亲感到这是一种耻辱，我父亲有时一天也不吭声，他觉得自己不会下做到主动和国民党的营长和一个曾当过美国人俘虏的人讲话。另外两个人自然也不敢和我父亲随便搭讪，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怎么敢随便在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人面前造次。父亲想不通一个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重要，还是拉粪种麦子重要。父亲想不通就用劳动折磨自己，有时往返一趟他也不歇一口气，刘大川和胡麻子也不敢提出歇一歇，跟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汗水粘在棉衣上粘粘的潮潮的，两个人吃力地推着满载羊粪的独轮车，抬起头就能看见我父亲光着的脊梁上流出的一串串汗珠，汗珠遇到了那些醒目的疤痕，颤抖着停顿一下，就落到了脚下的石头上。两个人看到这一切时，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两个人敬畏的不完全是我父亲的官职，其实官职再大，现在你不也是得拉手粪吗，拉羊粪的和推羊粪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父亲那一身的伤疤，是伤疤和伤疤之间的一种区别，他们望着那一身伤疤不能不对我父亲另眼看待，伤疤是一种敬畏和威慑。春季这段日子送粪很重要，贫脊的戈壁滩上硬是开垦出一块有土地的田地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没有羊粪作保证，麦子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育，没有麦子，一农场的人又吃什么?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亲自督战，他奔波于各个独轮车之间，做着往返次数的登记，并不时地做一些精神鼓励。柴营长捏着小本就说：“王五，加油哇，你这么好的身体不多于两趟?”有时，大半天下来，我父亲这一组已经比别的组多拉了两趟羊粪了。有一段时间，柴营长一直不敢和我父亲正面接触，那是一种官职上的悬殊。抗美援朝时，柴营长才只是一个排长，那时我父亲就已经是师长了。我父亲沉甸甸的档案就在柴营长的办公室里锁着，他翻过我父亲的档案，每看一篇他就吓出一身冷汗。柴营长也弄不明白，一个军区的副参谋长为什么那么不冷静参加到那次震惊中央的武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