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解放(3)
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露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西装裤子,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态性的大标语上,按惯例从来没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干的,恰恰都出在东语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这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北大一时传为“美”谈或者笑谈。在我第一次混迹“革命群众”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我说,他既不像一个烈属,也不像一个贫农。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因为与我基本无关,我没有去注意,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我的恢复组织生活时序推移,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写一个榜的话,我不是孙山,就是还在孙山之下,俗话说“名落孙山”了。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完全解放”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