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传(2)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

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

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前两位是我的业师。

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

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

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

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

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

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

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

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

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

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

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

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

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

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

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

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

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

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

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

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

、“欧洲古典文学”

、“中世纪文学”

、“文艺复兴文学”

、“文艺批评”

、“莎士比亚”

、“英国浪漫诗人”

、“近代长篇小说”

、“文学概论”

、“文艺心理学（美学）”

、“西洋通史”

、“大一国文”

、“一二年级英语”

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

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

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

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

我的学士论文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

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

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

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

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

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

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

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

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我报名应考，被录取。

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

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

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

我怀念祖国和家庭。

“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

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

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

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