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传(5)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最后还要谈一谈时间的利用问题。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我在上面拉杂地写了自己七十年的自传。总起来看，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谈的治学经验，也都属于“勤捉”之类，卑之无甚高论。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那些近乎怪话的意见。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我没有说谎话，只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对得起别人的。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写完上面的自传是一九八八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间。时移世异，人事沧桑，今天的我已经非复当年之我了。现在中央党校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牛棚杂忆》，希望能附上我的一篇自传，使读者能了解牛棚里的季羡林究竟是何许人，并且建议就用上面这一篇，再加上点延续，一直写到今天。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我准备采纳。但是，仔细一琢磨，却有了困难。上面这一篇是有头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续狗，难免不伦不类，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虑再三，决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补上一个下篇，看上去，同样是完整的。一九八八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呢？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十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经济繁荣，人民欢乐，知识分子这一个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都处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会群体，现在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学术界和文艺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势。我自己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盎然的春意。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学校决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荣，干劲倍增。不似少年，胜似少年，怡怡然忘记了老之已至。我虽然已经没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我被选为主席、会长或名誉主席、会长的有七八个之多。至于理事之类，数目更多。不顾不问的顾问，一个团体的或一部书的，总有几十上百个，确实数目，只有天老爷知道，我个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丛书，上千册的，上百册的，由我担任主编的，也有三四部。至于电视采访，照像录音，也是常事。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接到各式各样的来信也有多封。里面的请求千奇百怪。一些僻远省份青年学生的来信，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学生对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我，说我每信必覆。这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哪里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让我的助手和学生代覆，这难免给一些男女大孩子带来了失望。我内疚于心，然而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