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11)

经济学家总是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单身汉雇一个管家，并为她的工作支付报酬，她的工作就能被看作是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但是如果这个管家结了婚，继续做同样的工作——没有报酬——她的工作就不再被当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了。如果要重新计算那些无形的劳动的价值首先需要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界定。经济学家玛丽安·弗博（MarianneFerber）是伊里诺斯大学的退休教授，芭芭拉·博格曼（BarbaraBergmann）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她们曾经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这两位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女性的工资问题、孩子抚养问题和其他一些直接对女性产生影响的经济政策。但是尽管她们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很高的声誉，对于公众来说，她们的名字依然是陌生的。（从来没有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很讽刺性的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术界自身引起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聘用的几率很低，在那些相对更有影响的大学中这一情况更为突出。2003年，耶鲁大学的经济系没有聘用一名女教员。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仅仅有一名女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情况与此相同。在麻省理工学院25名经济学教授中有2名是女的。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是3比32。多伦多大学有8名女教授被聘用，男教授则是40名。变化正在发生。在新一代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女性，她们对家庭经济重新思考。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四五十岁左右，20世纪的妇女运动兴起的时候她们正好在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旧的经济模型没有为探讨社会问题提供可能性，但这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许多矛盾，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课题正在成为研究的重点。例如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个女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Goldin），曾经研究过避孕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1990年出版了《理解性别差异：美国女性的经济史》（UnderstandingtheGenderGap：AnEconomicHistoryofAmericanWomen）一书，对女性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古典经济学模型目前正在接受详细审查。斯特拉博曾经研究过亚当·斯密的著作。亚当·斯密（AdamSmith）是英国的一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他之所以赢得盛名是因为他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但是他也因为“供应”这一不大为人所知的思想受到推崇，所谓“供应”在他看来就是“生活的用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斯图拉博说斯密关于供应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同时主流经济学也在经历着一个重大转变。她还对人们所熟悉的像“效率”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提出了质疑，她举的例子是那些抽出上班时间带孩子去看医生的女人。“每个人都认为这会降低生产力”，斯特拉博说：“我们需要问的是，降低的是谁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要问，当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努力去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价值何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依然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保持一致：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人”，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经济学家南茜·弗贝尔（NancyFolbre）在她出版于2002年的《看不见的心：经济学与现实》（TheInvisibleHeart：EconomicsandReality）一书中追问到：如果市场运行得很好，为什么照顾孩子的工人的工资低到这个行业不得不陷入困境了呢？这将使那些照看者很难去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正如她说的那样，照顾这样一种劳动不符合标准的经济模型，在那种模式里它被分为了有偿和无偿两种。这是因为人们经常为了帮助别人而获得的内在满足，宁愿在工资很低的情况下去做这项工作。古典经济学显然无法体现这样一种劳动的真正价值。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强调：从事不被支付报酬的家务劳动的大部分是女性，一旦她们进入工作领域那么女人的劳动和所谓的照顾性工作的市场价值都会下降。在审判英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兰伯特夫妇离婚时，**官索普说了一句让那些为了照顾家庭选择牺牲自己的职业前景的妻子们备受打击的话：“养家口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作为丈夫和父亲在物质上和感情上的能力就越差。”这句话还可以用来描述家务劳动，也就是说当丈夫和父亲有许多工作是不被支付报酬时——也可以说成是妻子和母亲——他们的价值就被低估了。2002年，哈里·兰伯特宣布他不会多给他前妻一便士。当被问及她是否认为她的婚姻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时，玛丽·凯瑟琳·伯根约沉思了片刻，然后很谨慎地说：“在每一桩婚姻里，总会有一个时期双方的地位不那么平衡。这并不是坏事，但是它会上下起伏”，她停了下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她说。然后她思考了一下。“事实上，这并不是真实情况。那时候他很穷。他不会开车，是我教会了他开车。我负担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她再一次停下来陷入了思考。“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差不多忘了这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