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月经和生理问题(1)
1959年10月,我母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开始恶化,情绪也变得暴躁起来。她变得特别容易神经紧张,动辄发脾气,这样的情况一出现,往往会持续数周,她的情绪一直低落,眼眶下陷,眼圈发黑。于是她就去看医生,经检查,医生诊断是由于心情不好所致,给她开了“稳定神经”的镇静剂,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服药后,她的情绪愈发变得紧张起来。于是,她又去看第二位医生。诊断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只是开出的镇静剂不同。但是,我母亲的情况没有任何起色。就这样,她不断地去看医生,期望能治好这种一直困扰她的病状,但似乎好像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才好。她咨询了6位医生,每位医生都认为她的问题是心理原因所致,开出了各种药物,但她的病情却更加恶化。母亲开始日渐消瘦,处理日常生活也愈发困难起来。她脑子里满是自己的身后之事。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希望死后穿什么样的衣服。父亲和我都知道这并非她的秉性,但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却是事实。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一位与我家有几十年交情的医生。“保罗,”我心情沉重地说,“你得帮帮我,我母亲遇到了麻烦,我们很快就要失去她了。”保罗让我描述母亲的症状,我向他详细描述了母亲的病情。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说,“把你母亲送我这儿来,我能帮助她。”第二天上午,母亲就去看了我打过招呼的这位医生。他的诊断是更年期导致了雌性激素的严重缺乏。他开出的处方是立即打一针荷尔蒙,这很必要。一周后,母亲又去打了第二针,接下来的几年里,她每7天就去打一针。尽管她的“痊愈”并非立竿见影,但是药物的效果却是潜移默化的,她从黑暗中一天天看到了光明。她的低落情绪消失了,黑眼圈恢复了正常,她对生活恢复了兴趣。那个多年来我们所熟悉的热爱生活的女性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10年来,我母亲的身心健康状况一直保持稳定,后来我的父母亲搬到了离那位提供雌性激素的医生1500英里外的地方。于是,她开始再次寻找能诊断她病情的医生。搬家后她所求助的那位医生对原来的诊断并不认同,但他还是开出同样的处方,仅仅是因为母亲当时好像情况还不错。他的想法是,“既然效果不错,那有什么必要改变它呢?”然而,有一天,当母亲去做每周一次的雌性激素注射时,他告诉母亲说不再需要注射了。于是,母亲开始急切地寻找别的医生,最后她终于在离家约15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位。治疗效果又持续了一年时间,打那以后,我又开始接到了原来发病时她那种令人沮丧的电话。在几周时间里,她的体重难以置信地掉了40磅,有时一次能哭上几个小时。她的心跳加快、心悸,感到身体极度虚弱,有时浑身发抖。于是,她急忙给医生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我觉得问题出在神经上。”和以前一样,医生开出的镇静药让她越发紧张。还有一位医生用了半小时向她解释雌性激素的危害。最后,她住进了医院,在那里接受了几十项检查。按照惯例,医生们对她的肠胃进行检查,测试了她的葡萄糖吸收情况,并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检查,但并没有确定哪儿有什么失调的地方。其他医生又进行了不同的检查,但还是没有发现问题。我心里清楚,母亲的主要问题是在生理方面。就在她出现这种症状之前,她和父亲还去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当时她一直很开心、悠闲。后来,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不适的外部环境压力的情况下,她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给另一位家住堪萨斯州的医生朋友打去长途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是否又是荷尔蒙所致,因为症状同13年前十分相似。他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坦率地说,”他说,“我觉得注射雌性激素只是一种安慰剂,它之所以起作用,原因很简单,因为女人认为这种药物能有帮助。我认为事实上这些药物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还是时常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有时候一个星期两三个电话。打电话时,母亲经常哭个不停,说她在过去的24小时里没吃没喝。最后,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美国哥伦比亚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我过去曾在那里工作过。我向他详细描述了我母亲这种复发症状,并询问是否又是荷尔蒙在作怪。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向我推荐了堪萨斯州州立大学一位知识渊博的妇科医生。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长话短说,两天后,这个谜底终于解开了。经过12年每周一次的雌性激素注射,母亲的臀部已经留下了疤痕。尽管她仍然每周接受一次注射,但事实上荷尔蒙一点也没有被吸收。由于每周的注射,医生们认为她已经不再需要雌性激素了,但实际上,母亲再次处于雌性激素缺乏的状态中。我们真的要感谢那位发现她这种困境的医生,问题发现后,母亲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改为定期口服雌性激素。1959—1960年间母亲病发初期,我还是美国大学中一名年轻的研究生。尽管并非出于有意,但母亲还是给我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有关女性更年期问题的课(更年期荷尔蒙的再调整)。我确实需要上这一课。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专题文章,也看到了很多遇到同样问题的女性,而且她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困境究竟缘于何种原因。她们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情感压力问题寻求治疗,然而在几分钟之内,她们那种缺乏荷尔蒙的症状就开始显现出来了。有几次,看到她们脸上那种典型的表情,我在她们开口讲话前,就能准确地推测出这种失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