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戴(1)(图)

穿戴于人类的先民来说，是体能退化、智能进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穿衣以御寒，最初属于动物的本能反应。在人类这种本能性的反应中，无疑，包涵有特别意义的智能成分。正是这种智能成分促成了人类有意识地、自觉地走向了文明。应该说，穿戴是人类文明的最初形态，这之后，文明的形态才扩展开来。时至今日，穿戴已经被后来的新文明形态逼到了次席，但是，在人类这一最原始、最基本的文明形态后面，依然深藏着人心的机巧。自先民以树叶、兽皮裹体起，人类的穿戴虽几经风潮、代有所爱，但是，现代人比起古人来，穿戴的着眼点并没有大的变异。也就是说，御寒是最基本的，其次是遮羞，进而是美化自身，终了是表白或平衡心态。具体而言，人类原始伦理观念的形成，使得穿戴一事的功能不再只是简单的御寒，而是使之添入了社会学上的第一层意义，也就是遮羞。其后，人类性情志趣的同流与分流又赋予了穿戴以美学意义，也就是通过美化自身而展现魅力。至此，人类对于穿戴的理解与讲究，其主流还是积极向上的。然而，渐渐地，炫耀意识便与审美意识混为一谈了，而且，还不仅仅是炫耀，伪造虚构行为也往往夹杂其中。换句话说，竞争环境为人类的穿戴行为增添了第二层、第三层社会学上的意义，即表白或平衡心态。正是人类喜欢借助于穿戴不停地表白、平衡自己的心态，故而，文明也就搀进了不少虚幻性内容，进而演变出不少的条条框框，比如，人的品位或层次决定人的穿戴，或者反过来说，穿戴反映人的价值或处境，等等，而正是这些意识的外化与固化，又使得人类文明相比起动物天性并没有显得多么超然。山水草木禽兽鱼虫不加修饰，依然姿色万千。但是，人则不同。人若是不以穿戴来加以修饰，或者，人若是感觉自己的穿戴既不入时、也不入流，就难以使自己心安，就可能随时随地生出猜疑之心。人一旦心慌或猜忌，便可能把外界投来的目光视为一双双冷眼。恰恰是这种恐惧心理促使人讲究起穿戴来。可以说，入时的、入流的穿戴之所以能够在人群里有强大的号召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人类的恐惧心理相关。就现实而说，在穿戴方面，有两种现象值得回味，一是流行时尚，一是品牌崇尚。这两大群体的行为其实都是在表白自己，都是在以穿戴来平衡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城里人表现得很突出，尤以白领阶层、金领阶层和青少年为最，他们是追求流行、迷恋品牌的庞大群体。据说，其价值取向往往还能带动一个更大的群体紧随其后。那些买不起知名品牌的蓝领阶层，对于二三流品牌也可以将就，但是，当纯正却不入流的品牌与假冒名牌的市场价格相当时，他们就不免要掂量掂量了，其结果往往是，宁愿买冒牌货，也不买杂牌货。这种现象很说明问题，似乎，体面的程度取决于品牌的威力。若是面对某个具体的人，我们无须费太大的气力，就可以推测出其地位、职业、格调、情趣乃至权力。的确，在人群聚集处，我们看了旁人的穿戴再来反观自己，或者脸热心慌，或者起了鄙视之心，或者生出怜悯之意。大多数人都会以为，穿戴得土里土气的，免不了遭排斥、受冷落。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人心自作祟。人心往往就是这样，既脆弱，又好强，还投机取巧。云想衣裳花想容。诗人的浪漫情思，正经的商人品味得最透彻。将那些备受青睐的品牌标志绣在衣服的显眼处，无异于是在说，我是某某、某某某。主人不便于直说的话，可以借助于衣帽来巧妙地表达，这样一来，穿戴也就成为了主人的代言人。化声为形，形不害声，以形代声，形胜于声。不能不说，把穿戴推向概念化的做法很有些诗情画意。相比之下，百姓的说法就不如诗人那么雅致了，但是，他们却也道得实实在在。所谓，人在衣服马在鞍。对于百姓的心绪，制假的商人理解得更为深刻。因而，他们也会像正经商人那样奋力将品牌概念在民众间推广普及，区别只在于，他们不是推广著名品牌的全部，而是推广著名品牌的局部，比如，商标及款型。由此一来，原本清高儒雅的品牌化为了世俗的大路货，原本地道的平民却似乎被包裹得有了些贵族气度。说句心里话，这一招来得极其干脆利落，着实痛快。不难推论，商人，无论是正经的还是制假的，都是洞彻人心的高手，都是心明眼亮的人。正经商人的行为满足了部分人的炫耀欲，制假的商人则为另外一个更大群体的虚荣心提供了立足之地。正经商人在有意或无意间给百姓造成的精神压力，被制假的商人化解了。正宗品牌定义了高贵与纯粹，划出了雅与俗的界限，假冒品牌反过来又模糊了或说是打破了雅与俗的界限，否定了高贵与纯粹。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冤家路窄。这里不打算研究谁得益谁受害的问题，只是想借以描述人心的大概，至于正经商人与制假商人斗法的结果，只想顺便做一个推测：双赢。之所以这样说，我以为，他们各自都摸准了其主顾的脉，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都无力劝阻那些走向对方店铺的群体停下脚步。穿戴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要在人前抬得起头、挺得直腰、顺得下气，每个人都不免要为穿戴而含辛茹苦。人一天到晚奔来奔去的，也许就是为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