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囚徒后记

科学界有几种欺诈行为，很少有人知道，除非是熟知就里的内行。……这些行为可以分类，冠以欺骗、造假、修正数据和篡改资料之名。……他们(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以确信：他们所发现的每一个事实，他们所完成的每一项好的实验，都会立即被人重复、论证和评说。--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Babbage，1830年)在科学研究中公然的欺诈很罕见。此外，在科学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没有永久无法侦破的谋杀，因为没有限制法令，人们可以一直追究下去。凡是重大课题，或迟或早，其实验都会被重复，其理论必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检验论证。尽管如此，本书描述的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它描述的是一个比较灰色的领域，我们科学家在这个领域有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迷失。原创科学——托马斯·库恩称之为“范式科学”——通常都涉及构想一个假说，这一假说必须能够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假说在提出来的时候，往往看上去非常完美，显而易见，我们因此认为肯定正确无误。我们会设计一项实验去证实它；结果似乎也支持我们的设想。我说的是似乎。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致的数据显示出来：8点中有2点不在一条直线上，7个实验中有一个疑点不能成立。我们把它归咎于实验的易变性，或者统计学上的偏差。这些是科学上不可避免的情况。于是，我们发表了经过处理的结果。论文引起了轰动，同事和竞争对手竞相重复我们的研究，用其他方法去测试验证。“正常的科学”占了上风，我们的范式在圣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假如我们的洞察力深邃，我们的推理无懈可击，那么修改数据从道德上来说又该如何解释呢？150年前，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比奇注意到这种行为，他严厉谴责了这种不轨行为。当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孟德尔肯定这么做过，艾萨克·牛顿爵士也可能做过，毫无疑问，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曾以超越真实的眼光，修饰过他的数据资料。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的学生如何呢？他们因此受到感染了吗？我们是否由于无视榜样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们所信奉的原则？科学是对于真理孜孜不断的追求，科学界也是一个社会团体，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矩，有自身的社会合同契约。科学精英这种职业上的越轨行为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这类灰色的问题正是我想在这部小说中揭示的。然而我不能够，也决不会，按照一般的做法明确声明不承担责任，说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所有与真实情况相一致之处都仅仅是巧合。这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说。例如，基本上所有关于昆虫的细节都是真实的：雄性蝎蛉真的表现出易装癖(异性模仿)行为，雌性汗蜂的性行为确实受到一条化学贞节带的影响；信不信由你，根据鲁珀特·默多克的论文发表之前的一项实验证实，《华尔街日报》真的会阻止无翼小虫的性成熟，导致一种昆虫夭折，而伦敦的《泰晤士报》却无碍。本书虽然是虚构的科学故事，却有一个例外，故事中所描述的科学事实都是真实的。康托教授、杰里迈亚·P·斯塔福博士和塞莱斯蒂娜·普赖斯，以及其他许多次要人物，诸如格雷厄姆·勒夫金教授、库尔特·克劳斯和琼·阿德利（原姓亚德利）都是我虚构的。在我的书中，琼·阿德利将名字从亚德利改变成现在这样，以便爬到作者署名的前面，这确有事实根据。我的确有一位科学界的熟人，通过法官的笔，跳跃了20个左右的字母跑到了前面。谁能够保证康托、斯塔福和其他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呢？在我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遭遇了在各种伪装下的这种人物。除此以外，其余大多数名字都是一些真实的人物：那些获得过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哈佛大学教授中的有机化学教授，名声卓著的科学家麦康奈尔、中桥、罗洛夫斯、罗勒、斯托克和威廉斯；《科学》杂志的科什兰和《自然》杂志的马多克斯等编辑。我曾经遇见过所有这些人，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的挚友。我让他们出现在书中决无他意，纯粹是因为我仰慕他们的成就和人品。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辎重。为了要说明这些，我安排康托和斯塔福研究一个完全虚构的肿瘤发生理论。像小说中的斯塔福和康托那样，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通过一两个简单的实验加以论证，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在现实里几乎没有可能。虽然他们的研究是编造的，但是，实验室的背景、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抱负却都是真实的，并没有编造和夸大。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作者，我只有说服自己，他们（康托和斯塔福）的科研项目纯粹是虚构的，才能够深入描写那些行为和态度。其实，这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情况更加常见。诺贝尔的囚徒卡尔·杰拉西著黄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