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思想(2)

观察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许多言论，多数能够体现这五个原则，而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演说反而离他早年对于批评精神的理解更远了。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在闻一多看来，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闻一多在这五个条件当中对于第三条“务避激愤”是这样说的：“批评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对于受批评的人或事，应抱一种爱惜的同情，我们的态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情，反蔽理性；个人攻击，徒起争端。以后凡是这类的言论，我们一概拒绝。”[4]这是青年闻一多对当时《清华周刊》言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用这个要求看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的那些演说和他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中年闻一多似乎淡忘了他青年时代说过的那些话。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言论很有个人色彩，他说话的方式是自由的，他的精神也是独立的，而20世纪40年代的闻一多，其言论则较少有个人色彩，他的许多文章总让人感觉有一种《新华日报》的味道。他的对于工农群众、人民大众的极端推重，对于革命热情的无条件赞扬，在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文章中很难看到，也就是说，青年闻一多和中年闻一多前后判若两人。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中曾说：“群众精神是不负责的，破坏的，没有理性的根据的。平心而论，有时多数同学底意见是不应盲从的。教训很多，不必细数。总之，一味地随波逐流，以博同学的欢心，不是《周刊》应取底政策。”[5]闻一多在清华读了10年书，又在清华教了8年书，可以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清华。他在清华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青年，但他的思想，现在看来已经很成熟。过去常说闻一多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所谓艺术气质，也不过是想说闻一多是一个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但实际上，从闻一多早年的文章中，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青年，相反，他倒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多理性的人。他在谈《清华周刊》的那一篇文章中还说过：“《周刊》常常有一种积极的主张，但是绝对地独立的。他所认识的是真理，是公道；并不知道什么同学、学生会和学校。这样才配成为舆论机关，公正的舆论机关。”闻一多认为，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必须一个公量的正鹄，然后才有是非标准，才可以谈改良与进步。他说：“我们知道欲求一种改良底成功，必须有一种实力以为之后盾。法律是一切行政底后盾；社会的裁制即舆论是一切道德底后盾。舆论不但可以鞭驱，还可以鼓舞；所以同法律比，还是更良的催促社会进步的工具。”梁实秋始终认为闻一多后来的转变不是他自由的选择，因为从早年和闻一多的友谊中看不到他非要那样转化的根据，他总是说他所知道的只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同那些后来没有和他走同一条道路的人比起来，更显成熟。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清华10年，年龄较其他同学稍大，阅历也多，看问题因此就深刻一些。1921年11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恢复和平》，他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谈了一个问题“新思潮的遗毒”，他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底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的。在这样一个赤色的世界之中，人类不久定都变成疯子了。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大概同这差不多。青年们竟以为解放便抹杀一切法律主权同习惯，以为社会的平等便也包括知识的平等呢。这不是疯癫是什么？……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6]不过，闻一多所说的“新思潮”，后来也成了他的选择。都说闻一多是一个斗士，但那只是后来的闻一多，而在清华时，他给人的印象则不是这样，那时他更是一个懂得改良和尊重秩序的人。他说：“社会的幸福建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受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我不愿我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7]闻一多在清华时一直是学生会负责人，作为一个能负责任的领导，闻一多总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和平相处。清华学生会是一个有很高自治权力的机关，那时许多学生对于这个权力机关的作用认识不是很清，总以为和学校作对才是它的基本职能，但闻一多从不这样认为。闻一多并非一个不勇敢的人，他在清华参加和组织过学生罢课，为了留学的事还和学校发生过争论，但无论从理智还是就性格而言，他都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在清华时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法制观念，对于清华学生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他这样理解：“我们对于我们自主的机关学生会，一向都没有信用，没有敬心。我们知道要使清华振起一点新气象来，非借学生会不可。假若我们认为他不满意，便急起用正大光明的方法图谋改良。假若看不出要改良的地方，便需信他，敬他，护他，爱他。不要随随便便就大书特书地，说他庸懦，说他专横，忤辱他的人格。在法律中公共机关称为法人（ArtificialPerson），平常我们若随便出条骂人，被骂人必拉我们上斋务处去要我们赔偿名誉。须知学生会是个'法人'，他的名誉也是不好随意毁败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随意忤辱的。”他还说：“我们常常猜疑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其实都是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若大家平心静气存点恕道，这些名词根本地都消灭了。其实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难道我们好别人就那样坏吗？中国人最讲究家族主义。我们若能将对待家人底一种和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假定校中人个个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好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