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诗坛(2)

1920年9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之后大约又发表了六首。那时，他还编了一本自己的诗集《真我集》。闻一多积极参加文学活动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时间里。他与梁实秋合作的《〈冬夜〉〈草儿〉评论》就是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出版的。说是出版，其实就是自己印出来。闻一多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上相对来说还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如果一个青年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他可以有许多方法，而不要受社会的各种束缚。“五四”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一批人几乎都出现在那一时期，除了个人的原因外，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应该说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此路不通，就另选他途。从这个角度讲，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与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有关，因为一个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在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很大。出身清华、经历过“五四”时代的闻一多，享受过相当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一旦社会环境出现逆转，他是不能忍受的。《〈冬夜〉〈草儿〉评论》的出版，可以说是青年闻一多经历的一次言论自由的体验。梁实秋回忆说：“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吴景超抄了一遍径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见披露，而且原稿也屡经函索而不退回。幸亏留有底稿。我索性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清的诗集，当时与《冬夜》同样的有名，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我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于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10]可以想象闻一多他们那时做事的方式，如果没有那样的历史条件，闻一多和梁实秋他们想在文坛出头实属不可思议。闻一多常说“五四”运动给他的印象太深，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那个“深”恐怕不是别的，就是“五四”时代自由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它在道义上的不可怀疑。这也因此成了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青年时代了解的自由和民主的深意，不仅成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而且成了他们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说，在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不自由不民主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闻一多于1922年去美国留学后，最先向《创造》等杂志投稿。他也是个性情中人，因为喜欢郭沫若的《女神》，所以很想和创造社的人建立联系。那时，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出版自己的诗集。他急于出版自己的诗集有两个意思：一是他想通过出版诗集能在经济上有所收益；二是尽快在文坛上立足。当时，在美国的他给父母写信说：“我现在极想从著作中找点经济的发展，一桩这是我对于家中应尽的义务，二桩我的程度如今可算很够了。舒天弟底成绩我很羡慕，但我并不怀疑我自己的造诣很属特殊。《红烛》我期于明年出版。我希望定有点收入，虽是我的希望并不很大。”[11]青年闻一多对于经济的考虑也是我们分析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从闻一多青年时代写给他父母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很敏感的人，由于对家庭有非常强的责任感，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渴望早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闻一多留美之前，已经成了家，而且也是遵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姻的，在这一点上，他也有过痛苦，但最终还是从了父母。这或许就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亦即我们常说的，他们在思想上现代，而在行为上却很保守。鲁迅、胡适都是这样的人。闻一多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他在美国时，经济上已经不是很宽裕，时常向梁实秋借钱，可见，虽然闻一多也出身乡绅之家，但他的经济情况却并不怎么富有；第二，他是一个在经济上较早有了负担的人。对于一个在外的留学生来说，这些都难免不会在闻一多的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他曾对他的父母说：“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钱同他种著作底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用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要收利钱了！孝贞计应分娩矣。千万须为伊雇乳母，以名分伊读书之工。”[12]由此可见，闻一多在美国急于出版诗集的意图非常明确，他说过：“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就必须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多半三年（美术学院毕业）我即归国，‘未雨绸缪’未为过也。”可见，他那时想的就是“立刻将《红烛》送出去，不然我以后的著作恐怕不容易叫响”。为了出版《红烛》，闻一多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他先是托他的十哥到亚东和泰东书局打听在那里印新诗集有些什么办法，咨询如果作者在他们那里出书，他们能否同作者分任印费，或替作者完全承担印费，将来的收入少分一些给作者。他还告诉他们，到亚东就问《草儿》《冬夜》《蕙的风》是用什么办法出版的，到泰东就问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出版的。为了能“早早做个名声出去”，闻一多对诗集《红烛》做了非常精心的安排。首先，他要在作品的数量上显得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屡经删削，尚余百零三首。以首数言，除汪静之《蕙底风》，无有多于些者。”为了让诗集更好，闻一多还请他的朋友梁实秋帮他选择。他还想让梁实秋为他的诗集写序，因为他那时还请不到更有声望的人来给他写。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想想我们很可怜，竟找不到一位有身价的人物替我们讲几句话，只好自己互相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