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我们的错(3)

酷儿理论认为，同性恋不是某些人突然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通过这一实践重新定义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做什么事，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更加快乐。这就形成了美学的现代方式。福柯对我们的建议是：不应把同性恋当作偶然显露出来的关于我们自身**的隐密事实，而是应当自问：＂通过同性恋，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被发明，被扩展，被调整……问题不在于发现关于自身的性的真实情况，而在于从此刻开始，利用自己的性能力去获得关系类型的多样性。＂如果说同性恋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对快乐的一种追求，那么同性恋就不再是一种性别身分，而仅仅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作出的后天的、有意的选择。于是，同性恋就不再像过去人们所一向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将＂正常的人＂从异性恋拉走的＂拉力＂，而是一种使所谓的＂正常人＂选择同性恋关系、同性恋行为、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推力＂。而这种选择极有可能完全没有性倾向的依据。对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有意选择可以出于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愿望，可以出于避免结婚的愿望，或者是出于保持一种有异于常人的身分的愿望。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选择以同性恋身分安排自己生活的人。在同性恋问题之外，福柯还从文化建构论的立场出发，深刻论述了他对性行为的一贯立场：＂性行为不是像人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天定的(superimposition)东西，它一方面是从天生本能产生**，另一方面是由允许或禁止的法律来规定我们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的东西。性行为要远远超过这个。当人们做这件事时是有意识的，是人为的经验，是人将某种价值赋予了它。在这一意义上，我想'gay'这一概念作出了正面的(而不是纯粹反面的)贡献，它对这一类型的意识其中包括感情、爱、**、性关系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他看来，＂即使是在本性的层次，同性恋这一概念也没什么意义。……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不够格的分类。……也许可以用'快乐风格(gaystyle)'的概念，或至少有一种企图，想创造某种存在的方式，一种生存的形式或生活艺术，或许可以被称为'快乐(gay)'。＂我认为福柯的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极为自由奔放、极具颠覆性的力量。在他看来，性活动就是人类追求快乐的一种活动，因此，与其将人们划分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两大类，还不如将他们划分为快乐风格和痛苦风格两大类。如果人们都能像大师福柯这样来看待**问题，这个问题将变得多么轻松，又将具有多么正面的价值！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福柯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同性恋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即开发新的关系和情感潜力的历史机遇，它不是来自同性恋的内在性质，而是来自同性恋所处的'非中心'地位，来自同性恋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交叉线，它使得这一潜力的实现成为可能。＂同性恋这种处于＂非中心＂地位的思潮对于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意义在福柯看来是开阔了人类的眼界，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一种将会打破几千年来一夫一妻制传统的新的生活方式。酷儿理论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分、性倾向或性活动。正像gay这一用语在60年代打破了旧式同性恋运动中那种自我辩护姿态一样，新出现的酷儿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恋政治的少数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现正当同性恋运动成功进入主流文化之时：酷儿通过将许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种新文化。他们被认为是接受后现代主义模式的第一批活跃分子。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们自己的身分——他们从大众文化、有色人种社区、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跃分子、反核运动、音乐电视、女权主义和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借用风格和策略。他们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锐的，无政府的，反叛的，反讽的。他们绝对认真，但是他们又想从中取乐。它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酷儿文化和酷儿政治预示着一种同性恋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颠覆性的，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存在观念，而且要颠覆过去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拒绝被同化于无形之中。它提供了一种表达**的方式，它将彻底粉碎性别身分和性身分。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对既存权力结构和权力话语的挑战是后现代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范例，是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它对异性恋霸权的颠覆作用不容忽视，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