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新城：从执行主编到ＣＥＯ(1)

入选理由在号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新闻周刊”

中效力多年，从创业元老到现在的中流砥柱，封新城和《新周刊》一同成长，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周刊》的代名词。

没有封新城，也许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新周刊》。

反之，没有《新周刊》，也就没有现在业界的风云人物封新城。

简历封新城，男，1984年至1996年历任甘肃电台、广东电台新闻台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监制。

1994年任《晨报》执行主编。

1995年参与创办《七天华讯》杂志，任执行主编。

1996年创办并历任《新周刊》执行主编、执行副总编，现任执行总编。

传媒观点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如果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

我们最大的经验还是产品要好。

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我认为关键还是产品要有竞争力。

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敏感者，如果你在这方面不敏感，或者说是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

我有一个比喻，杂志有两张脸，封面是自己，封底是市场。

封面的脸代表杂志的内容价值取向与自我定位，封底的脸则代表市场对其定位的认同。

市场用广告为杂志投票。

《新周刊》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大的公司下单，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市场的考察，说明我们的《新周刊》被读者认同；换句话讲就是两张脸在市场终端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

市场是社长，创意是总编。

一本杂志要卖三次。

第一次是卖杂志，第二次是卖广告，第三次是卖品牌。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ＣＥＯ——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文/于涛陈瑞晞姚鲁南采访者：《新周刊》创刊快七年了，作为最早的主创人之一，你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封新城：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变化。

开始我担任执行主编，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讲，希望我呼应他。

可我却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

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

当时《新周刊》的队伍很小，配备不齐，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编务人员，其中广告、发行这两个部门还是《晨报》时期留下的老班底。

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开始在广告发行方面有动作。

我先找负责发行的人谈话，第二天还没等我去他们那里，发行部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了，所有的人已经跑光了。

于是重新策划，将其变成新的部门，这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针对广告部门。

《新周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是跟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后出现的。

《新周刊》创刊初期用的是新闻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首先就是应这个广告公司提出的要求，他们说你们的杂志没问题，做得很好，非常有实力，但是你们的形态要调整，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

最初我是一个编杂志的文化人，慢慢地开始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学生，老老实实当学生。

最初的《新周刊》不是标准开本，觉得是要显出我们文人的个性。

可是广告客户要求我们改，我们不得不放弃。

在放弃我们喜欢的新闻纸后，又将开本改成国际标准的样式。

因为在跟印刷厂算账的时候发现，采用方的开本要用更多的纸，你就要多掏钱。

另外，每一个广告商都要为你这个尺寸单独去提供一个广告版本，这也增加了成本。

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学生一点点学过来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角色的变化，我就是从一个类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主编兼常务副社长，再到最后是CEO（首席执行官），全面管理这个集体。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反，我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

1998年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一位专业人士——广告总监陈若云，她后来成为运营总监，这是《新周刊》在人才引进上很成功的一次。

陈若云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到《新周刊》一个多月后，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能用一句话说说《新周刊》是什么吗？”

她把《新周刊》的人几乎都问遍了。

采访者：当时没有这么一句话吗？封新城：当时有那么一句很感性的话，“我的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新一点”

，是我们发刊词中的一句，很抽象，是我们一段时期的目标。

现在回头看，有它的意义，但这个话不专业。

采访者：是不是专业人士觉得这个话不专业？封新城：对，陈若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于是开始就做了一些调研。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电脑屏幕上总是走出一行字——“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

，我问她是不是想把这句话作为新的定位。

她反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非常好！

我一直想找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