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新城：从执行主编到ＣＥＯ(3)

现在这种传媒格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从资本运营这个层面讲，期刊规模比较小，反而动作比较多。实质性的消费还是在城市人群当中，品牌宣传要通过城市的东西来张扬形象，所以它需要杂志，不要指望电视会传播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杂志可以在这方面扬长避短。采访者：地缘特点对《新周刊》有影响吗？在北京、广东、上海三地，《新周刊》被接受的程度有什么差别？封新城：上海比较注重时尚，广东比较注重实际，北京比较中庸。《新周刊》在西南有特别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我们很好地利用它了，当年做“中国电视节目榜”的时候，我们首先选在四川做，因为我知道那里会有一个响应，到北京，我们也想做出响应，到广州你做啥都没有，什么都不响应你。在广州没有哪个媒体经常举办活动，因为他们根本不理你。采访者：有人批评《新周刊》形式大于内容，国际期刊出版联盟的会长也和你谈到，中国期刊的外在形式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但内容要加强，你怎么看？封新城：这要看他是哪个阶段的读者，老读者说这种话的特别多，这是一种说法，因为它恰好是那个阶段的。我听了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实在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吧，像一本杂志，叫《十七岁》，读者第二年就十八岁了，怎么办？视觉跟传媒的关系，这是当时中国的纸媒体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新周刊》第一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领先的。那个时候的传统集中在文字上，视觉这一块完全是空白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在中国期刊的这个演变过程中，我们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们并不是前卫，我们只是先跑几步。到了今天，我们当年做的那个东西已经成为定式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新周刊》的七年，填补空白的意义大一些。我们不是区别于人家，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做的人少，就显现出来了。采访者：你认为《新周刊》未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封新城：从创刊到现在这七年中，《新周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人们所认可，下一步需要有新的产品。我们准备在原有基础上推出《时代周报》，这将是一个为中国未来七八年服务的产品。我们希望它能够被中产阶层认可。《时代周报》是面向都市中产阶层的画报，准备让年轻的主笔肖锋担任主编。他们面临的环境比我们当年好多了，压力没那么大，当然，投资商对他们的要求也与当年不一样了。采访者：你能否预测一下，《新周刊》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封新城：不知道（笑）。这里面很复杂，这个不知道不是一个消极的回答，从积极的意义来说，我们真的希望有大的变化。比如，在**之前我们会觉得很多的政策可能要有变化，但是今年有的东西比你想像的变得还要快，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采访手记采访者其实不能算是《新周刊》真正的读者。在采访封新城之前，我们翻找出手里的几本过去的《新周刊》，发现第一本是1998年12月1日出版的——《20年生活备忘》，想起来当时是把它当作书买的。其他几本都不是采访者读得很多的，其中一些版面显得很陌生。以这样的阅读经历去采访它的执行总编，太不负责任了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又觉得《新周刊》是那么熟悉的一个刊物呢？它对我们职业经历的影响，不时让人感觉得到，而许多读得更多的东西，却对我们的编辑理念没有太多启发。一个时期以来，《新周刊》就像是一个榜样，它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给予关注——从纯粹技术和专业的角度。不是以忠实读者的身份，而是从同行的角度，这样的采访也许更合适一些。关于封新城，他的名字总是能在刊物的版权页上看到。在做采访准备的时候，也看过媒体上封新城的一些照片，总是拍得很有性格，想像他是高高大大、衣着时髦的人。见到了，却是个子不高，朴素的平头，黑衣、黑裤、黑鞋，不太像文化人，也不像商人。在我们八位北大2002级研究生班同学的包围中，封新城从容道来。八位采访者有的来自纸质媒体，有的来自网站，有出版社的，也有公司的，但不约而同地都怀着对《新周刊》的一份喜爱。在SOHO现代城39层《新周刊》北京办事处里，我们愉快地和伴随了它七年成长历程的核心人物交流着。坐在沙发上的封新城的背后是东郊蜿蜒的通惠河与笔直的公路。没有更高的楼，只有化工厂的烟囱和凉水塔，办事处的小伙子说，那是北京城的背面。采访中，我们的目光不时越过封新城的头顶，投向他背后的城市背面。七年之痒的《新周刊》，四十不惑的封新城。下一个高度在哪儿？他说：“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乐观的。或许，他指的是：“不知道变化会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