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凤凰台上凤凰游 (3)

刘长乐：我是老初二，1967年在甘肃下乡。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逻辑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母被斗，我们几个孩子举目无亲，那种痛苦真是不好受。在一般同龄人中间，我吃的苦可能要多一点，这也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我们当时有一种宿命论，认为就该吃这个苦，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也可能是阿Q精神带来的自律，在心灵深处就不觉得特别苦、特别无助与无奈了。原来我家在北京一个大院里，各家的父母基本都被打倒了，于是我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我带大家晚上背着枪巡逻，所有人把家里的世界名著都找出来互相借着看，看完大家谈体会，我们没有耽误什么时间，每天排得很紧，还学钢琴等乐器。采访者：在你成长路上，哪句话对你影响最大？刘长乐：你们有没有看过《船长与大尉》？这本书里有句话对我影响最大：“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它是写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经过了坎坷和风雨，最后成功。采访者：你的两个女儿的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叫点点、一个叫滴滴？刘长乐：她们是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比较小，一个四斤二两，一个五斤一两，她们是1980年7月份出生的，那时候起名字用高山、大海的比较多，我说，我们就是平常百姓，点点滴滴、平平淡淡就完了。我自己有志向就够了，我不想让女儿那么累，我觉得点点、滴滴就很好。采访者：女儿现在在哪个媒体工作？刘长乐：滴滴在福克斯新闻（FOXNEWS），目前当编辑。采访者：你经常给她建议如何把工作做好？刘长乐：我更多是在问她，比如最近干什么、怎么做啊，我不是在套其他媒体的情报。我让她增加观察能力。点点是在美国西海岸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学MBA，我想让她把博士也读完，她还小，明年（2004年）二十三岁，读完博士才二十五岁。采访者：“亲兄弟明算账”是你做人的原则吗？刘长乐：做生意和做人是不一样的，有些做人的准则不能带到做生意上来。我今年（2003年）年初在我们公司的讲话中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是我们有志向、有头脑、有追求，立地就是尽管有那么多追求，但要脚踏实地，一件一件事做，一件一件事想，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很多人好高骛远，想的多、做的少。立地是我们的追求，有的人立地，但顶不到天，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有些人想像力丰富，但不做实际的事情。我们要把顶天立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我比一般人想得多一点，也是优点吧。另外，还有侠骨丹心，要持久追求，而且要有诚信。采访者：平时除了多想点、爱侃侃，还有什么爱好？刘长乐：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求新，这不是具体爱好，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更希望攫取新的东西。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这怎么行呢？对于知识来讲，它是有保鲜期的，现在产品的保质期都很短，何况知识。我在知识更新方面比较快，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采访者：你还想去做报道吗？刘长乐：这个愿望非常强烈，包括伊拉克战争。我说，我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最希望到一线去。那种兴奋，冲动到了有点儿痛苦的地步，因为自己干的事情，而自己想干却干不成，非常痛苦。采访者：你在人生感悟方面，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刘长乐：我觉得顶天立地是很重要的。现在年轻人，想像力是都有的，就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一件件事情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跳跃性思维，但不是省略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好好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志向，这也是个大毛病。采访手记2003年4月13日——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我们来到刘长乐在北京的办公地点——紫金宾馆。这是一座距离**城楼不远的老建筑，据说曾是外国使馆。刘长乐的办公室设在这座建筑物的二层，是一间有着面南窗户的、高大宽敞的房间。当刘长乐把我们让进来后，自己坐到他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后面摆放着一座一米多高的笑弥勒佛。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刘长乐一直在抽着香烟，但采访者发现他一根烟只抽三口，大多都烧掉了，而且他好像并没有吸进去，抽烟对他好像只是为外界摆的一个形象。他说，烟只是“道具”，在谈话时抽烟是一种精神的转移。刘长乐在采访前就和我们打好招呼，以前被其他采访者采访过的问题不要问，但实际上我们提出的许多重复问题他还是很高兴地回答了。刘长乐是个**，在中国剧烈变革的转折年代之中，他凭着对时代把握，抓住机会创造了一个神话，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可以说他是个成功的、有远见的“机会主义者”。当谈及凤凰卫视时，刘长乐自豪、踌躇满志的心情溢于言表，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言辞锋利并容易冲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坦诚应对，但当问及其“第一桶金”时却避而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