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季节(1)

一束温暖和煦的春日阳光，钻入我暂居的陋室。我的心在这灼目的亮丽中又一次平复如初了。我这不足10多个平方的低矮屋里堆满了煤球，咫尺天地。这天地尽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觉亲切和温暖。我从未放弃心中那辽阔的愿望。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是的，我并非像曹雪芹、鲁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现在，为了要说出真相，为了那些仍没有了结的案件，为了那些结了案但仍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事人，为了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人性尊严，我只有通过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字才能表达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的感叹。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也就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世界可不应该有我一样的厌倦心绪。因为生活本来是美好的。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时候，我像鲁迅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写作，默默读书，这个时候，精神的食粮成为了我生命的寄托，那些精美的书刊是我黑夜里神驰梦游的空间，是我在沉重的劳乏后的松弛与消遣；更是游弋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尾美丽绝伦的小鱼，是绽放在我的青春的心灵上的那一望无际的桃花源。2002年底，我在简陋的小平房里，写出了第一本书《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在等候这本书的出版的同时，我忍着贫穷和别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写出了本书，同时我的第三本书《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也即将完稿。来京后，我打了五年官司，过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的日子，采写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新闻作品，也写出了三部书稿。特别是这三本书，是我这十年记者生涯的一次总结，也是我的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带泪的轨迹，是我心灵史上一条条带血的烙印，是我销蚀了30年生命曾困惑过的一种生活的载体，是我的那仍然佝偻着病痛的腰身每天还在鄂东贫乏的土地上劳作的父亲和母亲的无奈叹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觉到的前世缘之集结。那里面留下的是一怀忐忑，一腔热望，一息流连，一串叹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窗前半树黄叶的伶仃摇颤，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季节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记起流浪的艰辛。可眼下，我不但要为我的两本新书呕心沥血，更要为我的那场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尘沙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春天。五年前，我原为躲避烦扰，为寻觅心中美丽的梦想来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边耳畔仍是一片纷扰。我陷入新的烦闷之中。所谓异乡体验的漂泊快感渐次被怀乡之情替代。流浪京都之际，我总会想起王勃的那首诗：“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是呀，我不是什么侠客，我只不过是他乡之客，就像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流浪记者。我只不过是一个流浪他乡的自由记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改变的现实。仰望天际，我不由发这样的长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遥想当年王勃在滕王阁上作此佳句时，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风尘之叹，我真的有什么“失路”之悲吗?哪里有“关山”?怎么就成了“他乡之客”?我为自己心底的那份牵强默默苦笑，又在这似而非之间更觉怅惘。我想，我在书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烧般的激情，我的流泪带血的独特新闻从业经历，也许很可能被读者随意戏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饭后茶余当作闲聊笑谈。也许有人不会理解我，不会接受我。是的，又有谁能理解我这个流浪记者灵魂上的痛苦呢？记得，早在1997年春节，我曾穷得身上只有1块8角钱，度过了一个对我极有特殊意义的春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由于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钱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难，生活极为窘迫。2002年冬我临时栖身于京郊大运河畔的一间廉价低矮的小平房里。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间平房里度过了一个春节。2004年，我还是在一个低小的平房里，一个人，还有自己孤单的影子，度过了一个没有烛光的春节。在寒冷的冬天，这儿没有暖气，没有朋友，但床头上却有各地读者寄来的数十封求援信。信比暖气更能慰藉我，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知心的朋友。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仍在为自己的冤情而不懈地抗争的采访对象。他们乐观的精神总是感染着我。我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曾传耀老人，还有他的那位连普通话也不会说的妻子，这两位年已76岁的老人，为了与当地有关部门对簿公堂，在诉讼路上艰难地跋涉了6年；于丽梅为了与北戴河医院打官司，整整打了8年，终于取得了一审胜诉；北京航天二院干部李秋芳为了维权，不惜与陕西咸阳、三原当地的法院和有关部门“斗法”，经历了漫长的23年诉讼，从黑发打到白发，至今还在为官司奔波呼吁，其曲折坎坷过程甚是令人感慨。河北邯郸的老工人巩恩和，为了维权，不惜与自己的单位打了8年官司，去年底，他的这宗引起全国总工会及国内多位著名劳动法专家高度关注、被国内多家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劳动法”的民事诉讼案，终于取得一审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