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3月21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者中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国民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和杨衢云于1895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以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1907），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幅谦谦君子的形象呢！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委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人以柄，让袁世凯也有更多的借口了。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因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