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家庭（上）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vonAugustHayek)降生在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对几乎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的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l)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时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又是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年，它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尔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是市卫生局雇佣的一位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植物学，在这一学科，他写作了大量专著。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一位非全日制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娘家姓氏)·冯·尤拉舍克(Felicitas(nee)vonJuraschek)出生于1875年，她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弗里德里希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费利西塔斯得到了相当大一笔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大半收入。哈耶克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五岁。

哈耶克曾经谈论过他的父亲对自己的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工作的那种尊重，那么，我就改变我自己的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野心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父亲生活中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的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一点清晰的想法。”[1]

除了父亲的学术追求之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vonJuraschek)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三大鼻祖之一奥伊根·冯·庞巴威克(EugenvonBöhm-Bawerk)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Karl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voWeiser]，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被奥地利民族政府雇佣。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富裕起来。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Edlervon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三十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DeepSeaInvestigationonBoardtheBritishWarship"Porcupine"1869)；其他专著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oftheGeographyofVienna)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ofMedicalandPharmaceuticalPlantPowers)。

19、20世纪之交的日尔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化，哈耶克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有出现，他看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2]

19、20世纪之交日尔曼语世界与20、21世纪之交的日尔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年的日尔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一点都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的天堂，那儿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有些人眼里，它却是一个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Janik)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Toulmin)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Musil)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外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第一个字母K.K.或K.u.K.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的幼儿语言的人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给人的感受”。[3]

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义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对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他的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clerical)。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当然啦，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设有一个议会，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于是，就经常被关闭掉；不过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可以不经过议会就治理国家，而每一次当所有人刚刚开始享受**统治之乐趣的时候，皇帝又下令现在必须恢复到议会制了。”[4]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Spiel)把189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年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5]，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战乱和流血冲突。这些年月，维也纳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

1900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可称为黄金时代，一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音乐的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

弗里德里希——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Fritz)(对此他不大喜欢)——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和学术爱好。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性笔记中，他叙述说，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

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的地区服务，因此，他家曾搬过四次家。在他未出版的自传笔记中，他回忆起家庭内部他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他跟他们年龄相差不多，但他相信，他们多少属于另一代人，哈耶克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类型的才智之士》(TwoTypesofMind)，他用自己的“私下谈话”时的话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类型的心智能够牢记他曾经读过或听到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的单词。这种类型的心智是“他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陷入困惑的人”(puzzler)，他们“总是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够透过获得某种新的洞见而解决。他们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词思考的过程。他们直觉地‘看到’某种关联，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6]

这种“外显的”知识与“默会的”知识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that)与“知道如何”(knowinghow)之间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对于他形成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自己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达的知识(verbalknowledge)，而“困惑者”则具有直觉的知识(intuitiveknowledge)。知识不是，或者说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达的。以为所有的知识在时间的任一点上都可以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达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以表达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惑型人物”，这令我们联想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对维塞尔的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对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有所启发。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的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的氛围中。仿佛他进入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任何学者像维塞尔那样不受任何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了门格尔之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呢，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在他的大厦中，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智慧财产，即使是对别人在他之前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7]

哈耶克是在日尔曼文化气氛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作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交往：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信任邻人的善意。”[8]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作出了下面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哈耶克回忆说：“最让我震惊的是，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truthfulness)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紧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经奔走于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着讲真话，而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能宽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塌方对每种习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对于每种传统形态，都要揭露出它是骗人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