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自由宪章》（下）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所抱的期望高于其所有著作。1978年他曾跟詹姆斯·布坎南有过下面一番对话：

问：我听你说过，你对《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非常惊讶。同时我也听人说，你对《自由宪章》没有引起反响表示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后有点落空了。有这回事吗？

答：有，有这回事。[31]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宪章》能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样能够广泛地流行。这本书于1960年2月9日正式出版上市，不过书评和新书样本早在1959年就已经陆续寄出了。除了报刊杂志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学者、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寄出了不少本样书。尽管这些推销宣传费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不过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点腰包。

他希望得到广泛读者。他给《时代》周刊写了信，希望该杂志发表书评，他说，表面上看起来，《自由宪章》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实际上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不过该杂志后来并没有发表书评。他寄给很多报刊的信都与此类似，并附上一本样书。在这些信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商人和公共事务与公共舆论领袖们的。他亲自向前总统胡佛、副总统尼克松、《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向沃尔特·李普曼、向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人寄上样书。看起来，尼克送至少翻过这本书，并且基本上认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宪章》寄给《读者文摘》，希望它能发表一个缩写本，跟当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样。在一封致《读者文摘》编辑德怀特·华莱士的信中，他形容这本书是对自由社会原则的正面论述，《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但《读者文摘》的答复让哈耶克大为失望，它说它不大可能缩写这本书。

他还寄了一些样书和信，是想得到可以供以后宣传使用的评语。比如，罗斯科·庞德回信给哈耶克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本著作是及时的、扎实的，文字也很优美。”[33]哈耶克进行出版前的这些活动时特意告诉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2月9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晓这个日期。

结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时代》还是《生活》，都没有发表书评，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纽约时报》一篇内页书评中作出了负面的评价，而16年前，该报是在首页、以通栏标题来评论《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说，“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听取的。他是一剂思想上的补药。但在我们这个艰难时刻，他的经济哲学指明的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34]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引起的反响大为失望，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说是因为哈耶克对自己估计过高，也对这本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通俗著作，实际上，对于这样一本书，它已经得到了相当热烈、正面的评价。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写道，这是一本“及时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书”[35]；《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杂志》上发表意见认为，这本书“应当是观念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36]；阿瑟·肯普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说，《自由宪章》“对于在20世纪重述自由社会的原则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西方文明成长、乃至维持生存端赖于此一原则”[37]；亨利·哈兹利特1944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这一次他也在他开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赞誉了《自由宪章》。

1960年6月，在《自由宪章》出版6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书评家说，“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即使是通常对反国家统制主义立场抱有敌意的报刊，对这本书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宪章》当然没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强大的影响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令人鼓舞，因为这似乎证明了，哈耶克的立场已经重新成为某种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视为怪物，视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老辉格党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信奉者”。[38]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标志着他与哈耶克和好的书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像我们在这里的教员研讨会上进行友好的讨论那样说话，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做。社会中的秩序不可能从整体上计划，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最精当地揭示18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之开创性意义的，莫过于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阐述，它本身也蕴涵着很多新鲜的洞见。150年间被人机械地重复的种种命题，终于获得了前人未曾意识到的意义和深刻性，”文章最后说，对于样一本书，“没有最低限度的宽宏大量和美好感觉的人是读不下去的，而读完之后，我们会对这本书充满感激和赞赏之情——因为它对这场大论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感激，因为赋予它以灵感、并使之得以成书的道德热情和思想力量而赞赏它。”[39]随着哈耶克的第一位妻子哈耶克夫人去世，两人之间的嫌隙开始弥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最后对保守主义给予了批评，该书的跋即《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他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当代斗争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时会与保守主义力量结成同盟，但他并认为，这种战术性的同盟关系，并不能说明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立场；古典自由主义者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事实上，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通之处，也远多于这两者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相同之处。他写道，“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一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具有家长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于它具有传统至上、反智主义、并且经常有神秘主义倾向，因而除了在短暂的幻灭时期外，它决不会寄希望于年轻人或其他相信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得进行某些变革的人。”[40]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主义。

而保守主义对待知识的态度尤其引起哈耶克的反感。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对人类获得新知识表示欢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着各个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而保守主义却一般并不这样看，它具有一种“拒绝接受已经获得充足证明的新知识的倾向，因为他们不喜欢可能由此而导致的某些后果。由于拒绝面对事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观点的力量。”[41]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则致力于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选择，在写作《自由宪章》的时候，他会选择左派，就好象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各个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对于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于一种本质上向前看的心态，而不是基于那种留恋过去的怀旧心态，或对现状的不切实际的赞美。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发增长的过程从人类愚蠢地设立的这种障碍和困扰中解放出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必须仰赖于说服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们现在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革，但他们至少愿意批评性地审视现状，并在必要的时候变革之。”[42]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学。它们关注的是可能出现的世界，而不是从来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叫做保守主义哲学的东西。保守主义并不能向我们提供足以影响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43]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