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下）

理查德·埃贝凌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尔达尔，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尔达尔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8]

跟其他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都是从1901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任尼琴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来参加12月举行的1974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1974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1956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10]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1974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70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1984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可以看得见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InstituteofHumaneStudies)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70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Finlandized，指非**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但到了7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承认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的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让他声名显赫。假如他没有获得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认可他，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