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撒切尔夫人（下）

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向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尤其是1978年的一封来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涌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14]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回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对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家作家伯纳德·莱文写道，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15]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无知。”[16]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当时已是勋爵)·卡尔多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回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到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有关种族的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有意谈到过捷克人在1914年前移居维也纳后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20]

哈耶克可能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拘守陈规[21]。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他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当的吗？”[22]在《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隐含着他的一个看法，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秉赋之差异。

1961年，在南非接受采访、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在《自由宪章》中]的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政府可以运用强制予以执行的那些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该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相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跟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在美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儿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24]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25]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他说，“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也即政府出资的]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他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他们的本分。而如果他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英国大为出名。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可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家，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生活在那里。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伦敦的“星期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所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钱伯林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30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1984年的剑桥已经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欢迎他回家了。”[28]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曾向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你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29]

1982年，哈耶克向撒切尔夫人写过一封信，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她写道。“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地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30]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