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河――久灵一家和何大娘（上）

有时侯我对自己的行为也很难理解，似乎是我的脚支配着我的大脑，我非要到这个地方来吗？我非要找一个谁也没有走过的路线吗？是猎奇还是刻意地与众不同？我没有办法回答自己，甚至懒得去想，对我来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游记攻略看多了，我甚至没有了去那里的兴趣。渔民出海不是因为喜欢划船，有些人旅行也不是因为风景。

我上了开往托河的车，环顾四周，男女老幼，好奇的人总有，熟练地回答了几个常规问题之后，炮弹将目标锁定在右前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上，这哥们儿当时对炮弹的背包很感兴趣，研究了半天冒出一句话：“把狍子拆吧拆吧这包能装下俩”，我没有和他纠缠把两只经过肢解的狍子装在登山包里是不是合适的问题，按住这哥们一会儿上烟一会儿上饼干，在糖衣炮弹的狂轰烂炸之下这小兄弟很快就崩溃了，主动提出：“你要真没地方去就下车跟我走吧！”顶着满天的繁星，踏着厚厚的积雪，如愿以偿的炮弹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久灵回了家。

久灵一家是鄂温克族，住在一栋泥胚房里，一间大屋一间小屋一间厨房，简单而实用。一进门就被让到火炕上，和一只狗两只猫挤在一起。久灵的爸爸和久灵的妈妈用达斡尔语交谈，跟久灵和他的姐姐弟弟说汉语，口音比较生硬，有点像外国人说话。久灵的爸爸会说五种语言，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达斡尔语、蒙古语和汉语，而久灵和他的姐姐弟弟对这些民族语言差不多是只能听不能讲了，这种现象在年轻人里面特别普遍，让人担心这些语言会不会慢慢地消失，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还能称其为一个民族吗？我不懂，我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些民族被同化是迟早的事情，他们已经拿起了锄头放下了猎枪，他们的后代脱下兽皮穿上西装，我已经看不出他们同汉人有什么区别了。

我问久灵你们真的不再打猎了吗？久灵笑了，说你不是焦点访谈的吧？然后他神秘地告诉我，枪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的，在大兴安岭的深处，有一个只有猎民才能找得到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原始的森林和湖泊，野兽成群地出没，随便一枪就能放倒一个，久灵的小眼睛放着诡异的光，我说久灵你不是在讲故事吧？久灵说明年来吧，我带你去。

当晚我就住在小屋里，炕有点短，我只能斜着睡，外面北风呼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当久灵一家还挤在大通炕上熟睡的时候，炮弹就出了门。早晨的空气寒冷而清新，站在刺眼的阳光下面，眯缝着眼睛，一边挠着昨晚被跳蚤咬的十几个大包一边打量着这个银白色的村庄。

整个村子几乎都是久灵家那种草顶泥胚房，所以村边那两排红砖大瓦房分外醒目。那是鄂伦春猎民的房子，是国家免费给盖的。据说最开始鄂伦春人不习惯住房只把牛马关进去，自己仍然住在“撮罗子”里面。“撮罗子”是一种外观象圆锥体的简易棚子，用长木杆和一些桦树皮、兽皮之类的东西搭建而成，现在整个村子里就只有一个“撮罗子”了，据说是用来参观的，村里有时候会来一些记者和老外，这就是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记者或跟我说“哈罗”的原因。

整个白天我就在鄂伦春猎民村里转悠，村里人很少，有时侯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一个人。没人理我的时候就坐在村口晒太阳，最喜欢和路过的小孩儿闹着玩儿，当然孩子太小也不行，他们一见炮弹就哭。我帮一个大哥劈柴，小脸盆那么粗的松木桩一斧子劈开，非常地痛快，只是水平不够专业，经常将大斧子抡空，最后一下还差一点把自己的脚劈成两半。有一个大汉长得挺民族的，我乐颠颠地给他和他的狗拍照，后来一问才知道这老兄是汉族人，只不过因为娶了个鄂伦春媳妇就也跟着享受住砖房的待遇，干得好不如娶得好，让炮弹很受启发。

当我看到何大娘第一眼的时候，这位鄂伦春老太太正拖着肥胖的身子在吃力地翻越着和邻居家之间的栅栏。她的邻居开了一个食杂店，当时炮弹正在做着进入这家食杂店的准备。所谓的准备就是我要观察清楚食杂店的院子里有没有狗，这点很重要，没有被狗追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就跟十米外正努力攀登栅栏的何大娘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