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大街”(1)

霍莉·菲茨哈丁我低头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笔迹，觉得墨水仿佛开始流淌起来，流淌成一条泪水和雪花混在一起的河。寂静笼罩在我的周围，这寂静无边无际，大片大片沉甸甸的雪花不停地从冬日纽约市的天空飘落。我的心正忍受着爱和渴望的煎熬。我回想起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中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到达尼加拉瓜的情景，洋溢着他永远乐观的个性。我最最亲爱的。信的开头总是这几个字。我最最亲爱的。我想你想得发疯，但愿你一切都好。我在这儿觉得十分受人欢迎。我的“诊所”就是一间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房间里摆了一张床、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不幸的是，这里总是病人不断，不过，正因为这，我更为自己来到这儿而感到高兴。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恩瑞克。他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能听懂我那一口蹩脚的西班牙语！我一直在跟他讲关于你的事情。我每时每刻都盼着赶紧见到你。爱你的史蒂文。我和史蒂文相遇在南非。当时我正在那儿拍摄一部关于种族隔离的纪录片，而刚刚从医院实习完毕的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一个叫作“无国界医生”的组织。我对他一见钟情。他高高瘦瘦，浑身散发着稳重和纯真。他的笑我也很喜欢。他常常笑，一笑起来，他那双常常充满疑惑的眼睛就变得炯炯有神，即使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常常在他们在索韦托凑合着搭建的诊所里望着他。我总能在那儿看到他，他的坚持直接源自他的心底。他相信他人，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他们都寄予希望。那是一个星期二，他问我可不可以带他一起去“黑人家园”，我好不容易才获准去那里拍摄。我同意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一起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在坎坷的路上颠簸着，这一切注定了我们的友谊。我常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于是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我们跟他们有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默契。他回到纽约后，我们继续保持通信往来。我再次踏上行程，去南美洲为“消失的事物”采集故事素材。我发现自己总是很迫切地等待着他的来信。信很长，语气很亲密，就像是我们俩在谈话一样。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慢慢了解了对方，而且，恐怕也了解了我们自己。当我终于回到纽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史蒂文所在的医院找他。一个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到我站在那儿，他脸上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真希望我能捕捉住那一刻，把它像香水一样瓶封起来。他径直朝我奔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拥进怀里，给了我一生中最长、最甜蜜的吻。虽然我从未怀疑过他信中的话，但那一吻让我明白，我们只属于彼此。我们来到一家小餐馆，那家餐馆以家常菜为特色，想念母亲做的肉馅糕的学生们常常光顾此地。那晚我觉得无比快乐，就像是好友相伴时的那种感觉。我想我最爱史蒂文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喜欢谈话而不是看电视。他告诉我，我们在一起一定很般配，因为医生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而艺术家则可以医治人的灵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热爱摄影的人，就像他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一样。我们一起在“宽容大街”上找了一家公寓。他很喜欢这条街的名字，觉得它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因为他相信，我会以我的宽容来容忍他没有定点的生活，而同样，他也会容忍我“艺术家的脾气”。这倒并不是说，他从未抱怨我情绪忽好忽坏，“只是我要避开你的那个地方在百万英里之外，我没法去。”然而就在我们相遇后的第二个圣诞节之前，他决定去尼加拉瓜一个偏僻的村庄。当时我们正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孩子们用一条条的金属箔和他们的画装点了走廊那浅绿色的墙壁。我问他为什么要走。“为了钱。”他找了个借口。“好吧，”我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过得很愉快呢。”“我一走，这儿就会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不是总说，如果你能帮忙的话，你会帮的。不记得了吗？”他问得我哑口无言。我提醒自己，每次我要离开去继续搞某个项目的时候，他虽然很为我担心，但从未反对过。于是我只好问：“什么时候离开？”“二月份。”“好吧，”我说，“我想我们最好开始给你补一补西班牙语。”“吻我一下。”他说。我用西班牙语纠正他说：“吻我一下。”然后吻了他。我们又开始了书信往来。我最最亲爱的。我最终让每个人都喜欢上了我，虽然他们不是被我的医术所折服，而是因为我在另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修好了他们的发电机。当好几座房子里的灯亮起来的时候，人们着实欢呼庆贺了一番。这里的人们都很温和，几乎可以说是羞涩，简直难以理解竟然还有人想伤害他们。下次来信给我讲讲你访问的详细情节吧。给你我所有的爱。史蒂文。八个月后，在收到恩瑞克的来信后，我来到了尼加拉瓜。信中他告诉我，这个村庄遭到了袭击，死了好多人，包括史蒂文。当时他正在田里照顾一个受伤的孩子，不幸中弹。我站在寂静的雪中，慢慢打开了史蒂文留给我的信。他说“万一发生什么不幸”，就让我读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