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叫卖"我的人头…

这张照片是摄影部同事李向新在办公室为我所拍，后来此张照片也曾被《华西都市报》采用过，令广大读者们大出意外的是，就在不久前报纸刊载出有人威胁和恐吓我的报道，在我的人身安全随时会受到危险的关健时候，我却如此大胆地把自己的近照片赫然在报上刊登出来！我的冒然之举，又一次在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中激起了很大反响！众多读者早已从相关报道了解到我当时身处受人威胁追杀之境，现在又见我将自己的照片如此公然刊登在报纸上，不由纷纷来电表示惊骇与慰问，责备我不该如此冒险。我的热心的同事们更为我捏了一把汗。其实，说句心里话，我并不是一个不怕死之人。但不是任何时候我都会想到怕死而畏手畏脚。我想世界上还没有真正不怕死的人，主要是看他如何面对死亡。话说回来，我的"

怕"

又有什么用？除了吓唬自己，难道恨我入骨的对方会因我的示弱而网开一面,放你一马吗？作为一名行使舆论监督的新闻记者，作为一名政法记者，平时手中的笔应该怎么写，写什么，敢不敢为弱势群体执言仗义，敢不敢为老百姓说真话，不仅仅局限于其敢撞敢干，不仅表现于其怕不怕死，而主要取决于他身上是否有一股浩然正气。一句话，这个记者是否具有正义感。关于记者的正义感，在同一天，我以《记者的正义感》为题，在1998年1月5日的《南方都市报》的第六版，附在照片后写了一篇采访后记，见报后，银河村有关人士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特派两位代表赶至报社讨要说法，声称一定将我告上法庭，他们同时还对我的有关报道列举了一大堆"

失实"

的地方。1998年1月7日，银河村治保会两位特派代表在报社的办公室里，很不客气地对我"

有关劣行"

进行了一番指责，然后，又向报社领导呈上一份有关"

真实情况"

的反映。指出了《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有许多不真实之处：并称这些报道已造成不良影响。强烈要求《南方都市报》调查此事，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说法……这次，他们是以天河区兴华街银河村治保会的名义前来报社投诉的，在投诉材料的后面，还特意留下了银河村治保会一位主任李某某的联系电话。我和报社以平静的心态一直在恭候对方的起诉。不过，后来对方终究还是没有与报社及记者对簿公堂。因为就在此后不久，天河区公安分局将9名行凶打人的治安员悉数抓获归案了。1998年4月7日，就有关治安员打人赔偿一事，银河村治保会与黎世冬在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由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9万医疗费用，（其中甲方已付1万元），另8万元于签字后三天内一次付给已方。今后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及医疗费用。5天后（并非协议书上所说的3天之内），也就是1998年4月13日，银河村治保会终于将8万元赔偿金送到了病床上的黎世冬手上。我跟踪了大半年时间的广州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一案，至此，终于妥善解决。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事件的跟踪报道，在羊城新闻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广州社会各界的影响更是空前的。我这位平日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不但以敢为老百姓执言仗义而受到各界读者的好评，同时也得到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的好评。但也有个别领导对我颇有微词，实行打击和排挤。尤其是我以生命为代价前往王圣堂暗访的报道不但一直未能见报，某些部门反而以各种借口对我进行调查，有关领导态度的冷漠一度令我心灰意冷。恰逢此时，《羊城晚报》旗下的《新快报》为了更好地与其他报纸竞争，正式向社会进行招兵买马，同事曾华锋和刘虹等人都先后加入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身心疲惫的我此时也不由想换一个新的环境。在当时的《新快报》主编许挺裴等人的盛情邀请下，我向《南方都市报》委婉表达了辞职的意思。恰逢此时，伤愈后的黎世冬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将一面红绒烫金字、上写有"

仗义执言"

的锦旗送至《南方都市报》社。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报社为了竭力挽留我，时任老总的李明英当获知黎世冬此时正是特意为我送来大红锦旗时，李兴奋得满面生辉："

我说石野呀，你看看，读者都给予了你这么高的评介，你怎么还要走呢？要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南方都市报》呀？！"

我心里默然了。"

仗义执言"

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让我一瞬湿了眼睛。是呵，虽然我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平的待遇，但那些热爱我的读者们是如此的关爱我，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感到满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