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1)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很感兴趣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又往往是模糊混乱的，这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在我国的传统经典里面，“文人”这个词出现得很早——至少是在3000年前西周时代的《诗》和《尚书》之中，已经有了特指的用法。《诗·大雅·江汉》云：“告于文人”，按照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大雅·江汉》为公元前9世纪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文德与武功相对，说的是礼仪仁义。此处“文人”特指周文王这个人；逐渐意义延伸。在这一历史早期，“文人”的最初形态乃是先王、君主，尚非平民。《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由此可知，大约3000年前，无论《诗经》或《尚书》里面提到的“文人”，专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这里的“文教”，还是指比较原始的“礼乐教化”，跟“武力（暴力）征战”相对。特指礼仪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专门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后来“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专职助手。那么，到什么历史时期，“文人”才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呢？我认为是在2000年前的汉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古代“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部分，与“武士”“武人”相对。“文人”也就是“文士”。《韩诗外传》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可见，文人的笔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则进化为枪杆子），辩士的舆论巷议都是能令“君子”畏惧的厉害家伙。而这三者，历史上则都属于“士”阶层所掌握。“文人”这词条早已载入《辞海》和《辞源》之中。但是，查阅这两大部权威性的词典，都找不到“文化人”这一条目。可见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体来源（词源）尚待考证。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六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