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6)

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脖子上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咔叽布裤，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钉多个，在教授们的各种补钉中也是很有名的。朱自清先生，那时生活很清苦。有九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钮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个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土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只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让同学们一辈子无法忘怀。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参照其他学校的办法，在教职员月薪之外，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由此“薪水”改称“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来愈超过“薪”的部分。教职员的和公务员的名义“月薪”类似，因有政府明文规定的死标准，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征性的晋升。在西南联大校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贴”。首先是按照市场大米涨价的情况补助各家每人每年一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此外，则是“爱莫能助”了。为了补贴家用，人们从东部老家撤退时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和金银首饰已经消耗殆尽。有些教授和讲师只好典当家具，出售衣物。例如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就摆个小摊出让衣衫，换取食物。不久，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有剩下的几个空箱子可卖了！”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3000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半工半教”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最底层，在饥饿线上挣扎。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师的生活可想而知。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为此曾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同学们“半工半读”，而老师们则“半工半教”。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便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有时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的孩童时的衣服，换钱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无力经营的只好出去谋兼职，许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撰写寿文、墓志铭，换取酬金。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啼讥号寒”，不得不忍心送给别人抚养。真是“十儒九丐”。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影响教学。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迟到或由助教代课，但大多数教授仍坚守岗位。物价高涨，高级人物并不在乎《大公报》社论1939年11月3日指出：抗战两年多，物价平均涨了两倍，老实说，高级人物对此并不在乎，豪华奢侈的生活并无影响。尽管产品稀少，运输艰难，他们照样能用飞机把香港的牛油、洋烟、洋酒、华衣运到内地来享用。即使就地购用涨价的物品，在他们的开支上，也不算一回事。不过，这级人毕竟不太多，中下级社会的人却大感物价高涨的压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