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俊：雨中杂忆(1)

沈俊小雨静静地飘落，檐水淅淅沥沥，窗外的远景近物幻化出一番轻柔，迷蒙的境界，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阵阵清风，一扫前日的燥热与尘世的喧嚣，像湿润的海绵，轻轻地掠过皮肤，使人从心里感到清爽。

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沉睡在心底的儿时雨中故乡的记忆缓缓苏醒，如烟的往事，出国留学征途上的风风雨雨，历历如在目前。

那还是在1978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国终于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

自从1968年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我在大巴山深处当过农民，养牛种地；在县农机厂当过工人，修理柴油机和拖拉机；在建设公司当过电气技术员，做电气施工与调试工作。

经过十年坎坷，欣逢盛世，无比欢悦。

我又考回母校清华大学当研究生，并被推荐参加外语出国统考，在1980年初，被派到法国PAULSABATIER大学师从SERGECASTAN教授学习计算机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

那时，我们国家与人民都还相当贫穷，中国留学生初到法国时的生活费仅为每月一千法郎左右。

但是，物质生活的清苦并不影响大家高昂的学习情绪。

我们那一批人，一般都经历十年浩劫，不少人又经过上山下乡的洗礼，想不到过了而立之年，又能千里负笈，学习现代科学技术。

不少人上有高堂，下有妻子，如今要远离故土，抛妻别子，远渡重洋，深感责任重大。

因而大家都决心以十二分的努力，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虚此行。

我记得我的一位派赴美国留学的同学余先生在领到国家发给的置装费时，激动地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手里一下子拿过这么多的钱，国家对我们如此关心，我们如不努力学习，能对得起谁呢？”

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也出过一些笑话。

我们一位同学，长期在边远地区生活。

当他坐上国航班机飞赴巴黎时，竟然难以想象那么漂亮的纸手巾是一次性的。

另一位同学，刚到法国维西学习法语时，找到旅馆老板，要求添加铺盖，因他晚上睡觉时嫌冷。

老板给他加了一条毛毯，谁料第二天他还说不够，要求再添加。

老板觉得蹊跷，仔细询问，原来这位老兄不知道床上原铺好的包着白被单的毛毯是用来盖的。

所以，他晚上只是揭开床罩，睡在上面，仅盖一个床罩，后来加了一床毛毯，仍觉嫌冷。

诸如此类的笑话，对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今天的青年来说，可能已难以想象，不过，那时的我们，确实如此孤陋寡闻。

初到外国，人地两生，留学生涯的开始是艰难的。

我在维西语言中心进修几个月法语后，在1980年7月到达PAULSABATIER大学。

时值暑假将至，我赶在导师出发度假前，跟他见面并借了几本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法文书籍拿回自己进修。

因经费所限，一时难以寻得合适的住房，我只得暂时租得一间阁楼上的阴暗，闷热的小房间。

时逢盛暑，即使仅穿汗衫短裤，在室内也是汗如雨下。

想到暑假后即将开始的学习，为了尽快地熟悉专业法语，我不顾炎热，日夜在灯下苦读。

还记得，在一个月圆星稀的夜晚，我还在街头的电话亭内打电话寻找合适的住房，碰到一位中国同学，才记起那是中国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中秋之夜。

后来，在使馆教育处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在大学城租得一间房间，与实验室近在咫尺，生活与学习都方便多了。

虽经在国内一年法语培训及在法国维西数月的法语进修，开始时在课堂听课仍有困难，在课堂上也较少发言。

我只得借来英文的专业书籍，下课后从头到尾，自己阅读，钻研。

这样，虽然要多花不少时间，但有助于系统地学习，更深入地理解教授的讲课内容，并且开阔了眼界。

一年下来，我终于取得各科总平均成绩超过16分的高分(法国以20分为满分)，以当届第一名获得“优秀”

等级的深造文凭(DEA)。

接着，又以不到一年的时间，获得通常至少需两三年才能获得的法国第三阶段博士学位。

在使馆教育参赞与法国导师的鼓励下，又用近四年的时间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俗话说，学海无涯苦作舟。

学习上付出的艰辛带来在知识的海洋里搏击的无穷快乐。

特别是回想到大学毕业后在农村劳动时看到的山区农民的艰苦生活，我们吃的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每当在困难的时候，想起这些，便充满了力量。

近日见报载，中国已成为最大留学生派出国，中国的留学已进入成熟期。

随着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年龄比我们那时要年轻得多，我们那时碰到的许多困难对于他们已经不复存在，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我想，无论社会与生活如何变化，要想在学习与科研上有所成就，始终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回顾留学生涯，感到深深得益于中华悠久的文化和中外师长的教诲。

我在清华的导师马世雄先生，常常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志存高远。

在我出国留学后，他对我也一直十分关心。

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时常以之警诫自己，远离世俗浮华，埋头干好一两件实事。

我在清华的系主任吴佑寿先生，也常勉励我努力奋进，几次利用出差之机来我留学住处看望，谆谆教诲。

北大的石青云先生，清华的张钹先生与中科院的胡启恒先生等，每次见到也不断给予鼓励。

特别是当时中国863计划信息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先生，来法国考察后，在国内“机器人”

杂志上发表考察报告，赞许我当时取得的计算机视觉研究工作的成果。

在我回国在大学工作后，他又聘我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图像处理研究室兼职付主任，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十分关心并给以极大支持，并邀请我参加评审863信息领域第一届专家组的工作。

清华大学的常同(“同”

加“运”

的走字旁)先生，我在清华当学生时多次亲聆他的教导。

他在我1986年在美国获得IEEE计算机学会“奖”

(最佳论文奖)后，勉励有加，专门致信祝贺。

常先生的高尚品德也给我很深的教益。

记得那是在八几年慕尼黑召开的国际模式识别会议期间，常先生时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一天傍晚，我踱出会场，正碰见他，焦急匆忙的样子。

一问，原来他们国际组委会在当晚有一会议，傅京孙教授约好来他下榻的旅馆接他一起去。

看看时间已近，可常先生却忘了他自己旅馆的地址，找不到自己的旅馆，故急得满头大汗。

我与他一起找了一会儿，仍然没有找到。

眼看剩下时间不多，常先生又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不比我们年轻人。

我说，不行就喊一辆出租车吧，出租车司机一般对当地较熟悉，有旅馆名字一定能找到的。

其实，常先生时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代表团团长，这一点出租车费报销自然不成问题。

可他说，不，我旅馆离这儿并不远，我再好好回忆一下，我们再一起找找。

后来，我与他，记得还有我清华一位姓吴的老师，一起终于找到他的旅馆。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常先生为国家节省每一个铜板，廉洁奉公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感动。

海外华人学者的身教言教也使我获益非浅。

模式识别一代宗师傅京孙先生，来我在法国学习的实验室参观访问时，虚心听取我科研工作的汇报，见我是中国人，又热情地用中文问候。

后来，在国际会议上与他见面交谈多了，熟识以后，更感到他虚怀若谷，同时热情活跃，对国际学术事务积极承当，不愧大师风范。

与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们用英语交谈，讨论学术问题。

他对我英语表达较为满意，问我说，你的英语是在哪儿学的？我告诉他，是在中国时学的。

他大为惊讶。

其实，这是我在清华当本科生时，得益于“因材施教”

政策，上“英语提高班”

时的严格训练。

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属于前沿学科，各种数学工具用得很多。

我能在研究工作中不断自学新的数学知识，把它们用到自己的学科研究中，主要得益于在清华本科生时的“数学提高班”

的训练。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与工具，一门学科中数学工具的充分应用，可说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清华一贯强调要“授学生以猎枪，而不是授以乾粮。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教育策略。

在回国工作期间，我担任了东南大学的系主任，并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人和数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的师长和同事们都给予我工作上极大的支持。

可惜，马世雄，蒋新松，常同，傅京孙等先生已先后作古，使人怀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