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现实，让一切面纱褪去

由于宣传不深入，中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艾滋病是“洋病”、“丑病”，所以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不理解、不尊重，甚至掩盖疫情真相，导致艾滋病疫情的延缓上报，对艾滋病人的防治起到了消极作用。个体如此，群体更是如此。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或村、乡、镇、县、市（地、州）、省行政区划，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更多的是守口如瓶，这些单位或行政区域的头头脑脑不愿讲，不愿多讲，不愿如实讲。据说这些单位和地方的负责人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大都不愿因“洋病”、“丑病”的外泄影响到本单位本地区的脸面。说白了，这也是这些单位的“形象工程”。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爆发和流行经媒体曝光之后，曾引起海内外一片震惊，之后一些单位和地方对艾滋病疫情更是采取“掩”和“捂”的态度，客观上对艾滋病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华尔街日报》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曾以醒目标题报道：中国黑市卖血后果严重！这篇报道称他们通过与陕西罗峪沟的村民交谈，得知这里的农民多年卖血的人数达到数万人，甚至更多，这里爆发的艾滋病令人胆战心惊，他证明河南省的危机正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这篇文章还说中国可能还不清楚艾滋病正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因为大多数艾滋病疫情都发生在边远山区，但涉及的人数却不少。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病毒传播问题专家琼·考夫曼说，中国面临的“不是广义的流行病，而是小范围内的流行病”。这位专家还指出，据信中国有五六个省包括陕西在内，有类似河南省的黑市卖血行为。中国及国际艾滋病专家估计，中国有１００万或者更多的人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篇报道还说北京已经开始重视艾滋病的威胁，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在继续掩盖真相，从而使病人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治疗和教育。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说有关艾滋病的说法是夸大其辞和谣言。某县卫生局的一名官员就说过，有关人们通过卖血生病的报道“完全是道听途说”，之后遮遮掩掩地表示，“疫情发生的消息必须由政府来公布”。在陕西省商洛县，县卫生局曾采集了卖血村民的血样送去检查，事后他们说至少有一些村民的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卫生局却没有公布检测结果。后来证实，发现有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卫生局官员却不愿透露多少人接受了检测或受到了感染。他们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没权公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他指出真正的问题出在邻省山西省，采血者在那里很活跃。美国《纽约日报》１２月３１日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幽灵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报道了四川省凉山州的艾滋病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报道了凉山州有关部门和领导对艾滋病问题从遮掩到正视的心路历程。在连接缅甸同中国北部一些城市的一条贩毒交通要道上，布拖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市已经成为毒品交易和吸毒的中心，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那些贫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以吸海洛因排解烦忧，而且他们也发现，走私毒品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这个有着一万人口的小镇，一名官员估计每年有２０人死于吸毒，有数百人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从毒品和艾滋病的角度来看，布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它最突出的不利条件。它恰恰坐落在既可以进行合法的商品交易又可以进行非法的毒品交易的一条交通要道的交汇点上，而且恰好是从四川的成都到云南昆明的中间站，云南与盛产毒品的缅甸和老挝毗邻。许多对生活绝望的穷人干起了基层一级携带毒品走私的活儿，最终他们也成了吸毒者，也有一些吸毒者自己走私毒品以满足自己的嗜好，尽管许多吸毒者开始时是吸海洛因，但他们很快就转向注射毒品，共同使用针头还可以省钱。大约三年前，一项对这里吸毒人员的调查显示，在布拖吸毒的人群中，有１０％感染了艾滋病。布拖传染病防治中心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说：“这里艾滋病的蔓延趋势日益严重。当我们９０年代第一次发现这种病时，只是吸毒传播，现在通过**传播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凉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最初试图否认和无视艾滋病的存在——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这仍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到了１９９９年，由于艾滋病已经在布拖蔓延，他们又缺乏控制蔓延趋势的知识和资金，于是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截然相反的新方针，即承认布拖存在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凉山自治州一位负责人实事求是地对记者说：“起先我们不希望谈论艾滋病问题——我们对它充满恐惧——我们当然也不愿进行检查，看看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３００人很快就会扩大到３０００人。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些地方十分贫困，他们需要帮助。”对于ＨＩＶ和ＡＩＤＳ，回避它，３００会变成３０００；不重视它，３０００会变成３００００；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它的肆意蔓延，３万会变成３０万、３００万、３０００万乃至更多！到那时候，我们交得起这个学费，负得起这个责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