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忧郁斯基

白圣韬说，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报》。

但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些文字。

或许，它们与葛任别的文章一样，已被烧毁？因为人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对葛任在苏联生活的情形，除了白圣韬的口述以外，还有孔繁泰的记述。

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infini》（无尽的谈话）中，收录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苏的冬天》。

文中，对葛任当时的生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

这篇文章还证实，葛任确实有过一个俄文名字：尤郁斯基，有时也被写做忧郁斯基：到法国没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

他向我询问冰莹的地址。

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还邀请我到俄国一聚。

受俄国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

从法国去俄国须经过柏林。

我形单影只，坐火车，又转汽车，到了柏林。

从柏林到赤都，有两条路。

一条是陆路，经波兰，立陶宛，再到赤都。

一条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陆，尔后坐车去赤都。

那时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还被冰雪覆盖。

破冰船驶过时，那些冰块互相推搡，常常一跃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顶端，有时却会落着一些鸟儿。

我从那些鸟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们无枝可栖，只好与巨大的冰块一起漫游。

为早点见到葛任先生，我选择了陆路。

……刚到赤都的时候，我住在劳动者**大学。

这里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葛任了，听说他住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

他们说，与葛任一起来的白圣韬也在高山疗养院，边陪护葛任，边学习他的医学。

第二天，我正要到疗养院去，葛任自己来了。

他完全是一副俄国人的打扮，穿着一双毡靴，手里拿着一顶圆形礼帽，夹鼻眼镜在鼻梁上跳动着。

他显然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围巾的一头拖在地上。

我一时竟没能认出他。

为把玩笑开足，他说的是俄语，说他是来找孔林洛夫的。

他浑身是雪，就像被一朵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

当他卸掉了礼帽，我才认出他是久别的葛任。

孔林洛夫是他送给我的见面礼，一个俄文名字。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大都有个俄文名字。

陈延年的名字叫苏汉诺夫，他的弟弟陈乔年名叫克拉辛，众人当中，赵世炎的名字最简单，叫辣丁。

葛任的朋友白圣韬也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格罗梅科。

葛任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尤郁斯基，或忧郁斯基。

至于为何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自己解释说，因为他每天都很忧郁，也很犹豫。

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告诫自己不再忧郁，也不再犹豫，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座右铭。

至于他送给我的俄文名字，他说，这是由于无论我走到何处，都是孔夫子的后人。

在俄期间，我就叫他尤郁斯基，有时叫他尤郁。

他认识的俄国人很多，但朋友很少。

他最好的朋友是个瘸子，名叫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都叫他亚历山大。

他曾是布尔塞维克，是个研究东方的学者，他会写汉字可说不好。

令我惊奇的是，他还会说世界语。

他首次见我就问：“Cuviparolasesperanton（你会说世界语吗）？”

亚历山大的腿是在战场上被打断的。

据他说，他是在中秋节那天和尤郁认识，当时尤郁让他品尝到了只在书里见过的月饼。

这个亚历山大，曾极力鼓动我们到西郊麻雀山游玩，说，不去实在可惜，因为拿破仑曾在那里观看莫斯科大火。

那天，因为尤郁发烧了，格罗梅科（即白圣韬）反对我们去。

几天之后，亚历山大找了一辆马车，说要带我们去托尔斯泰的故居清田村。

他已经准备了足够的黑面包和炒熟的荞麦面。

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弄来了几块夹心糖，一瓶伏特加。

他把他的妹妹也带来了。

姑娘名叫娜佳，总是要纠正葛任的俄语发音。

她说，尤郁的俄语发音有点像立陶宛人。

她是个鲜嫩迷人的姑娘，喜欢唱歌，也喜欢背诵普希金的诗。

据格罗梅科说，夏天的时候，她曾送过来一个西瓜。

她说是她的哥哥让送的。

他和葛任请她一起吃，她红着脸，说自己刚刚吃过。

可是她吃瓜的神态告诉他们，她并没有吃过。

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瓜瓤，就像猫儿吃食似的。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早就爱上了葛任。

这次清田村之行，其实就是她安排的，而我就是她的借口之一。

她对葛任说：“你的朋友来了，你总该带朋友出去走走”

……天不亮出发，临近中午时候，我们到了都腊（Tula）。

娜佳告诉我们，Tula原意为“阻截。

很久以前，鞑靼人进攻莫斯科，俄国人在此堆积木柴，燃火拦阻。

她正这样讲着，马儿突然踯躅不前了，刨着蹄，并拉出了一堆热烘烘的粪便。

一支马队突然从道旁的花楸树和针叶林里斜杀而出，被雪覆盖的松针被马蹄高高抛起，又如雨丝般纷纷落下。

娜佳的哥哥挥鞭想使马车掉头，可马儿却站立不动。

他连忙让我们下车，垂手站着。

他们一共七八个人，个个衣衫褴褛。

当中一个年长的，似乎是个领袖，他骑着马站在一边，指挥部下用马的后胯将我们赶到一起。

然后，他端坐在马背上，奇怪地做了一通演讲，令人备感唐突。

其演说大意为，革命业已成功，一切智识分子和有产者都要听从民众的将令。

葛任正欲辩解，有人突然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将裤的门襟拉开了，像抬炮出城一般，将他的阳物平着端了出来。

它已高度充血，硬如警棍，显然，这种拦截让它和它的主人高度兴奋。

娜佳藏在哥哥的身后，已经吓得晕了过去。

因为我也受到了惊吓，所以我觉得那鸟儿大得很，就像马的阳物。

我提到警棍，其实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那人果真将阳物当做警棍，在我们的车辕上连击数次。

那声音就像东方的和尚敲木鱼似的，梆梆有声，空谷留音。

那人演讲和敲木鱼的时候，马队贴着我们，开始了骑术表演。

他们骑着马，先是勒马急转，然后又让马的前腿高高跷起，单靠后腿直立。

有个人跑到娜佳身边，涎着脸想动手动脚。

就在我们惊恐万分的时候，首领吹了一声口哨，那人又把手收了回去。

然后，他们就消失在花楸树丛中了。

我们再次上车的时候，娜佳的哥哥对刚才的那一幕并不生气。

他好像很能理解那些路霸。

他说，那些人一定把我们看成了逃难的智识阶级。

他说，革命挑起了民众和智识阶级的对抗。

革命伊始，智识阶级就谈起了自由、民主、宪法和面包，把民众的胃口都吊了起来。

但时至今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些好东西连一个影子都没有，连镜中月水中花都不是。

他们既惹恼了布尔塞维克，也惹恼了普通民众。

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吃柿子要拣软的捏，民众只能将怒火烧到智识阶级头上。

智识阶级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逃亡。

现在，他们看着我们都戴着眼镜，就把我们看成了身带细软、企图逃亡的人。

葛任问娜佳的哥哥，你属于哪个阶级。

娜佳的哥哥说，他既不属于布尔塞维克，也不属于民众，现在也不属于智识阶级。

他说，他是一个找不到阶级的人。

在清田村，因为担心马车被劫，我和娜佳的哥哥并没有进到托氏的宅邸。

娜佳陪着尤郁进去了，但他们很快就从那铁栅门里走了出来。

事后，我问葛任先生对托氏宅邸的印象，他说，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汉英对照的老子的《道德经》。

他还特意提到，主人告诉他院中的那条小道，曾被托尔斯泰称为法国小径。

葛任在说这话时，神情有些恍惚，我相信，冰莹的形象一定在他的脑子中盘旋。

回来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Tula。

这次我们没有遭到拦截。

出乎我们的预料，尤郁斯基坚持要在那里停下来。

娜佳很紧张，但她故作轻松，有时正说着话，突然拍一下尤郁，随即又满脸通红。

尤郁提议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没等我们表示反对，娜佳就鼓起掌来。

等我们穿过花楸树林，来到一个村子外边的墓地时，我们果然又碰到了那批拦截者。

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带来了援兵，很快跃上了马背。

那个曾经把生殖器晾到外面的人，现在反倒把腰带系了又系。

葛任对他们喊道，他只是想和他们谈谈。

为了表示诚意，他让我们留在后面，只有他一个人走到前面去。

他们谈了一会儿，葛任和那个首领走了过来，邀请我们到村子里做客。

在那里，我们不光喝到了荞麦糊，还喝到了肉汤。

汤的颜色是黑的，就像从床垫子里面挤出来的。

里面泡着的那个小东西，若是不告诉你那是肉，你会以为那是土鳖。

别生气，那些喝着残余肉汤的孩子的馋相告诉你，他们没有骗你，那确实是这家里最好的美食。

他们说着，道歉着，突然，那个首领张着嘴哭了起来。

由于满脸都是皱纹和胡子，那些泪珠简直流不下来，在脸上形成了一层明晃晃的水幕。

我记得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尤郁对娜佳的哥哥说，在来俄罗斯前，他和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布尔塞维克都是化学家，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论，把俄罗斯人放在玻璃试管里，颠三倒四地弄两下，再倒出来，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化合物。

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我准备离开俄国的前几天，一天早上，娜佳来找我们。

她一进门，就栽倒在地。

她的哥哥亚历山大死了。

晚上，他没有回来，当娜佳找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躺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小巷里，尸体已经冻成了一块冰砖，和大地紧紧冻在一起。

从他的太阳穴涌出来的血，凝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圆球，晶莹透亮，就像个红樱桃。

那些血显然有过一次喷涌，因为他的脸上、脖子上都有血珠。

那些血珠子也冻结了，一粒粒的，就像一串枸杞子。

葛任说，在他的老家青埂，人们就把枸杞叫做死婴的念珠。

亚历山大倒下的地方有一家餐厅，餐厅门前煤气灯的磨砂玻璃圆罩，也被子弹击碎了。

我记得，第二天，警方便急忙公布了亚历山大的死因：畏罪自杀。

但他究竟犯了何罪，警方却秘而不宣。

亚历山大死后，葛任就病倒了。

我也不得不推迟了自己的行期。

白圣韬说，他常看见葛任默默流泪。

他的脸很光滑，所以那泪珠流起来毫无阻隔，流到下巴的时候，就像挂在房檐上的雨点。

他常常一言不发。

后来，他说他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窟。

他干咳个不停，说自己的嘴里有股子异味。

后来，他就开始吐血。

“几天来，我没有吐过一口白痰”

他说。

毫无疑问，他的肺病加重了。

但他不承认这一点，他说，很可能是他的某一个血管破裂了。

他不停地写作，写他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忆，仿佛只有写作能使他忘却自己的病。

但我知道，彻夜写作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尤其是写梦的破灭。

我试图劝阻他，他却说，在写作的时候，他心里感到踏实，也很幸福，就像在吃甜饼。

奇怪的是，文章写完以后，他又把它们烧掉了。

他说，他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宁愿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仅仅是个噩梦……在白圣韬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火车上，白圣韬差点向小红讲了那个“拦截”

事件，即那个亮出生殖器的事件。

至于生殖器，与孔繁泰先生称它为“马的阳物”

和“警棍”

不同，白圣韬把它说成了“驴剩。

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