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田汗拉家常

田汗高寿，直到1991年6月5号才中风而死，时年虚龄90岁，堪称人瑞。

他死去的前几年，有个叫朱旭东的人，一直守候在他旁边。

朱旭东就是《田汗自传》一书名义上的特约编辑和事实上的作者。

田汗死后，朱旭东又陆续整理发表了田汗和他的谈话。

在一次谈话中，田汗首次透露，是他向组织上建议，将葛任派往前线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川田的日本人：当时，葛任正在翻译列宁。

有人问他，老托（托洛茨基）这人到底是不是混蛋。

你骑驴就磨台，说他是混蛋不就行了。

可我的那位老哥们儿呢，哪壶不开提哪壶，说，托是列宁的朋友。

他说的是真理，可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真理就是谬误。

谁会相信，列宁会拿混蛋当朋友呢？就凭这一句，把他打成托派头目，都不冤枉他。

唉，诗人脾气啊。

按我的理解，诗人脾气就是驴脾气，犟！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呀。

后来，我找了一些人，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事给捂住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点私心。

不然，我也会受到牵连的，因为我们是老乡，都来自青埂镇。

在别人眼里，我们穿一条裤子。

可是后来，又有一件事冒了出来。

有一天，我们截获了一封信。

信是从上海写（寄）来的。

一看信皮上的字迹，我就知道那是冰莹的信。

为了对葛任负责，我背着他把信拆了。

这一拆就拆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我就像被蝎子给蜇了一下。

上面说的是，她最近想去法国，问他想不想和她一起走。

如果他不想走，也没有另找女人，她就来延安，和他团聚。

里面还说，如果他还坚持不回信，她就不再写信了，肯定不写了。

照她这么说，她以前没少给葛任写信。

我的头皮都麻了。

冰莹是个艺人，背景复杂，结交的人三教九流，据我所知，她和一个叫安东尼的美国（英国）人有过接触。

这样的女人，就跟定时炸弹差不多，危险得很哪。

她要是来延安，哎呀，这简直不可想像。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葛任都要跟着倒霉，倒大霉，倒血霉。

纸哪能包住火呀。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找我谈话了，那人把我叫到延河边，问我，葛任是不是还和冰莹有联系。

我还能怎么办，只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有这回事吗？我问来人。

我一脸真诚，由不得他不信。

那人说，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我干着急没办法，嘴上都起了大燎泡。

总不能眼看着他往坑里栽吧，我就去马列学院找葛任，想问问情况。

到了那里，我就看见一帮人在吵架，乱哄哄的。

原来一盆菜刚端上来，王实味的筷子就瞄准了一块肥肉，塞进了嘴巴。

当时肥肉比瘦肉金贵。

王实味后来成了大托派，这你是知道的，当时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快暴露了。

一帮人喊着揍扁王实味，往他身上扑，葛任呢，忙着拉架。

当时我就想，唉，这位老兄啊，问题不出是不出，要出可就是大问题。

一想到这里，我就发愁啊。

过了几天，我们弄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冈村宁茨的爱将，时任冀渤特别区司令的坂本少将，将于近期带领日本代表团，前往一个叫宋庄的地方考察战事。

还获悉，代表团里有个人名叫川田，川田是葛任在日本留学时的房东，此时他是个少佐翻译官。

我们需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滹沱河南边的八路军手中，让他们早做提防，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捉上一两个代表团成员。

情报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派谁去合适。

我就想，何不让葛任跑一趟呢。

可靠吗？人家问我。

我说可靠，人家又问，葛任乃一文弱书生，万一路上遇见敌军，那该如何是好。

我告诉人家，葛任与代表团里的川田是旧交。

若真的与日军遭遇，他也会设法逃脱，并劝说川田与他一起逃脱，这样，我们日后还可以撬开川田的嘴巴，弄到更重要的情报。

我的想法很简单，借这个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

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

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

唉，当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没想到后来真的如此。

邪了，也真是邪了。

就这样，葛任去了宋庄。

对，现在的宋庄改叫朝阳坡了，是搞土改的时候改的。

后来有一部戏叫《朝阳坡》，说的就是那个地方。

葛任是那一年５月底离开延安的。

问题是，他还没到朝阳坡（宋庄），就在二里岗碰上了日本人。

鬼子狡猾狡猾的有，代表团出来考察之前，坂本先派了一个精锐的小分队布防、扫雷。

葛任他们碰上的就是那支小分队。

日本人搞三光政策，遇到中国人就杀啊烧啊抢啊。

反正我们的人都死了，葛任也死了。

那一天是礼拜一，6月1号。

这个日期很好记，儿童节嘛。

当然，血债要用血来还，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

那年的6月20号，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坡（宋庄）设下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跑都跑不及，鬼哭狼嚎，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了两条腿。

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一个日本少佐。

好啊，竟是川田！

他叽叽喳喳，胡说什么他来中国是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的，还说他是藤野先生的弟子，跟鲁迅是师兄弟。

怎么？拿鲁迅做挡箭牌就能饶了你？我掴了他一耳光。

后来，他趁我们不留意，吞药自杀了。

不，他没给自己开膛，因为他没刀！

我后来常想，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

你知道，没过多久，他在马列学院的同事王实味就被打成了托派，后来还被砍杀在一眼枯井里。

而葛任呢，因为我的巧妙安排，漂亮地躲过了这一灾难。

我可以拍着胸口告诉你，如果他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遗臭万年。

小朱同志，你说说，这不是死得巧，又是什么？所以，听说他的死讯以后，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豪。

没错，我是流了泪。

但是！

泪跟泪不同。

这么说吧，我的左眼流的是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

此次谈话是在1990年春天。

朱旭东先生后来告诉我，田汗同志曾反复交代他：“我们是拉家常，家常话都是大实话，上不了桌面的，没必要讲去，没必要写进书中”

所以，在正式出版的《田汗自传》一书中，你看不到这段文字。

它是另外单独发表的，题目就叫《与田汗拉家常》。

顺便说一下，对于田汗提到的朝阳坡和川田之死，本书还将多次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