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次搬家故事2

我第三次搬家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我是决定将我“南开的家”永远地搬到北京，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大学应该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站，暗地里我十分自豪我的名字将能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过教的许多老前辈连在一起：蔡元培，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可我怎么也没料到，到北大仅仅五个月，我会在北大校园未名湖边晨跑时,意外地遇到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学院前院长他和我交谈二十分钟后对我说：“你应该去美国深造。让我来帮助你。”虽然根据北大当时的规定我要工作两年后才能出国，但文学院难得的奖学金使北京大学也慨然同意我出国，还发给我制装费，办好出国的一切手续，买了中国民航飞纽约的机票（从纽约到圣路易，乘的是美国国内TWA的商务舱，也是北大出资），由系主任胡壮磷亲自送我上飞机。我去了美国，因各种原因，不想一呆就是十七年！飞美国之前，我又得搬家。但在1984年12月30日那天，我的视线中暂时是没有美国的。我的志向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因我决意要在北京大学度过我1985年的第一天，开始我新的生活，所以尽管12月30日那天，北风呼啸，雪花大如鹅毛，我是决心不改，一早在学校人事处王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辆半旧三轮货车，去到天津火车东站货运站，把二十多个纸箱子送上火车。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开大学校门口，碰见从火车站回来冻得口鼻发青的我，将我带回他们家。李师母替我熬了一大碗姜汤，让我趁热喝。师母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因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李教授从北大调到南开，师母也就随着先生去了天津，虽然不再做医生，但待人的热情和体贴，仍如医生一般（先生和师母已在1993年、1994年相继过世）。幸好那碗热腾腾的姜汤，我没有被寒气击倒。想起当年在火车东站，又说好话，又求人，又动手搬箱，天不怕地不怕地将二十多个大纸箱子快速地过秤，怕人不接我的货，因为过了今天，就要等上三天，我当时汗也累出来急出来了，一个箱子没抓紧，掉地上砸了我的脚，我也顾不上痛。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脱鞋一看，大脚趾全红肿脱皮不说，那血流得我满脚趾头都是，又全干掉了！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的大表哥自杀后，他的书本，已经装满了我的养父（我称大舅父）的柜子；我几年前从吉林大学寄回去的几个箱子，将大舅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一屋子的箱子、盒子，头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学生考完试，23日学校放假，同时毕业生也毕业，我将于26日去美国，时间很紧。我一共教了数理化三个班。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一部分同学将我整理出来去卖的书本子和去烧的东西，全拉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废品回收处；另一部分同学，则帮我将七八个纸箱子装到学校借来的一辆小货轮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车站来学校的代办处。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我们在北大办的“英语俱乐部”，每周六晚上，我请上勺园的外国留学生，给来俱乐部的学生轮番讲英语故事，读英语诗，弹吉他，然后自由对话。两个小时的活动最后变成五个小时，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后来二百多人，黑压压地站满、坐满学三食堂——英语俱乐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road,takeme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这首歌，使他的家乡西佛吉尼亚，从世界版图上跃出，为世人瞩目。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丈夫最初也在华盛顿大学念书，后到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在波士顿128高科技圈洲际公路旁的波士顿电脑公司工作，我于是北上，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其实，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在华盛顿大学求学和教书期间，我常往来于圣路易市和波士顿两地，我对波士顿并不陌生。)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级富豪的女儿，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我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和每周、有时每天乘“班机”从波士顿低空飞行四十五分钟去纽约上班，而吵着要搬到纽约去开拓公司在华尔街的业务，我和丈夫也许就会相对永远地呆在波士顿了，丈夫也许就会在波士顿电脑公司渡过一生，而不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欢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变了生活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