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为障碍

社会人为障碍

在本书结束之前,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笔墨想来告诫一下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在本来就已经不多的优秀人才中,由于我们社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或几乎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鄙视,从而使原本应该盛开的玫瑰而过早的凋谢了,或者根本连开花的可能性都被提前灭杀了。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才背井离乡而无奈地漂流他乡。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赋有艺术气质而且很具有想象力的广告高手,几年前他突然去了美国。临别时他无奈地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走,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实在是让他无法容忍的,比方说,他想在北京成立一家广告公司,但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规定,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注册资金必须100万;二、办公室营业面积必须100平米以上;三、公司必须具备员工10人以上。这些条件让我这位朋友怎么想也想不出个道道来,这令他哭笑不得。他说,一项完全靠个人天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业,怎么会非得要这么些条件才能开公司呢?100万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你就有创意?100平米有什么用?雇一批无所事事的人每天在里面看报抽烟?为什么一定要10个人,就是有一万个人,没有一个有创意的人又有什么用?他说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美国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办公室只有10平米,但他的生意却非常火,在他的客户中还不乏有一些美国著名的企业。我朋友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制定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来限制一种纯属个人脑力劳动的企业经营。在我朋友看来,有一间不需要太大的房间,有一台苹果电脑和扫描仪,重要的是赋有灵感的创意和充满想象的创造力,这就够了。

中国人往往习惯用规模来评定一个企业所谓的实力,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中国那么多国有企业规模大不大?为什么每年还有这么多大企业亏损?一个企业的真正实力是基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盈利水平,与大小是全然无关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有很多国有大企业的盈利水平实际上连一个路边的杂货店都不如,大有什么用?规模又能证明什么?

彻夜难眠仍然百思不解的我的那位朋友终于带着满脸的困惑,远走高飞了。后来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到了美国后只花了一个多小时而且非常简便地就办好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注册事宜,在开张仅仅一星期中,他已经接到了一笔20万美元的业务。匆匆的笔迹,寥寥的几行字,兴奋不已的语气,开始了他满怀欣喜的异国里程。

我在陌生的城市失眠

又在另一个城市苏醒

错乱的街道在我脑中盘旋

我已不知道身在何处

这是满文军演唱的一首歌,叫《没有你的城市》。

我那位朋友就是这样,为了注册一家广告公司而在这个城市里失眠了一段时间后,却在另一个城市里苏醒了。就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规则扼制了一个人本应辉煌地驰骋,而大批人才的外流,却依然动摇不了我们坚守一种僵死规则的决心,或许,在一个创历史记录的28个中国人来养活一个公务员的今天,他们每天必须要在这样一些规则中来完成他们一天的工作,他们必须要让一个人折腾几回甚至十几回才能办成一件事,否则这些人天天坐在那里又如何来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呢?

2003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上,一个叫朱鼎龙和他孩子朱逊的悲惨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可怜的小朱逊由于两岁时被过量地注入庆大霉素而导致了耳聋,为了讨回公道,其父朱鼎龙竟然为此抗争了整整八个年头,在这样一个犹如八年抗战的过程中,朱鼎龙面对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被我们称之为“父母官”的中国层层地方官员。当120余万字的2800多篇日记终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种历史时,2002年12年27日,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判决朱鼎龙胜诉了!这个已经为之付出了整整八个年头的朱鼎龙,在“3·15晚会”上一直泪流满面地无声倾诉着这八年来不堪回首的苦难和艰辛。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冷血动物,只要你不是一个被抽干人性的怪物,所有面对朱鼎龙和他孩子的观众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当主持人王小丫的双眼禽满了泪水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为小朱逊捐款的时候,我像兔子一样冲向手机通过短信息向小朱逊捐了款。当天晚上,我长时间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法院判朱鼎龙胜诉了,那么为什么过错者不赔偿?为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最终都要让老百姓来捐款?那些折腾了朱鼎龙整整八年的人到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你们应有的责任?当电视画面上,小朱逊用手语表达着他那“我想听见声音”时,面对这样一个被摧残又被折腾的苦命孩子,泪水无法抑制地流向了我所有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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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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