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何必要相逢

听着家乡的戏，哼着相识的小调，感觉离家不远了。火车喘着粗气爬上了云贵高原，土壤开始呈现出红色。松树占满整片的山坡，只给杂草留出不多的生存空间。若是夏天，一场大雨过后，这些杂草丛里会长出各色的菌子。那些最漂亮的往往有毒，误食后会让人眼冒金星，胡言乱语。我小时候经常跟着哥哥在这样的林子里捡拾菌子，然后拿回家做菜吃，其味道鲜美无比。但是有一次，我们把有毒的也带回去了，其他人吃了没事，惟独哥哥整整两天在家里胡闹。一会儿用竹竿戳天花板，说上面有小人搬东西；一会儿用手抓空气，说有好多蜻蜓在家里飞。一家人被他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能不停地对他解释：“此乃幻觉。”他根本听不进去，说着就指着你的手：“看见没有，好多的蜻蜓歇在上面。”

不过，现在是冬季，山上显得沉寂，没有鸟，也没人弯着腰找菌子。

我望着窗外，问榔头：“你闻到没有？”

“闻到什么？”

“松针的味道。”

“没有，我只闻到你的脚气。”

“你小资一点好不，同志?”

“不管闻到什么，反正我们回来了。”

“是啊，回到家，脚气也芳香扑鼻。”

望眼欲穿的时候，昆明坝子终于进入眼帘。旅客们开始忙乱着收拾行李，然后互相道别。

我们给中铺的睡神道别，给对面的三口之家道别，给旅行团道别，当然了，也给刘红道别。火车进站前的几分钟，所有人都背着包站起来，面对着正前方。这让人联想到《拯救大兵瑞恩》中盟军准备登陆的场景，只是前者喜上眉梢，后者紧张万状。

走下火车，我深深吸了口气。榔头兴奋得像个孩子，高声喊着：“回来?，回来?!”是的，胡汉三又回来了。这个留下我泪水的月台，现在我们甩掉了锈迹斑斑的铁轨，就走在你上面，我要从这儿走回家去。

刚出了火车站，忽然发现脚上有些异样。怎么穿着拖鞋？糟了，皮鞋还扔在车上呢。我赶紧拿出写着刘红电话号码的纸条，找了个电话亭拨她的手机。

“喂，是一撸就舒服库娃同志吗？”

“是我。你已经到家了，不会吧？”

“我还在车站门口。你刚才打扫车厢的时候，发现一双黑色的皮鞋没有？”

“哦,原来是你的啊，我扔掉了。臭死了，亏你还留着!”

“你……”

“我以为是没人要的。”

“我……”

“你什么？”

“发……”

“发什么，说清楚呀？”

“发情。哦，不，发疯了。”原本想说“FUCKYOU”，但是想起云南的一句古话“狗笨莫怪茅厕深”，我忍。

“但这鞋真的很臭呀。”

“你不觉得可惜么？”

“可惜什么？鞋子的毛边都磨出来了，早就可以扔了。你没那么小气吧，不撸不舒服斯基同志？”她嗓门挺大，以为碰到了葛朗台。

“不是鞋子的问题，是我们又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你要是不扔，我们回家以后就能再次见面的。”

“呵呵呵!”电话中传出清脆的笑声。

“笑什么？”

“我坦白一件事情，希望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向毛主席保证。”

“我小时候的确住在玉溪，家也真的在广场的北边，但现在不住那里了。去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妈妈刚好退休，她说我们来回跑太累，就把玉溪的房子退还给单位，把家搬到昆明来了。”

“你们？”我像是扛着四十公斤行李在电话亭听故事。

“是的，我们。你刚才乘坐的K181次列车，我爸爸正是列车长。”

“那你为什么骗我呢？”

“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但我太爱惜这列火车了。我父亲跟了它18年，而我呢，一参加工作就呆在上面，它就是我的第二个家。还记得上车之前吗？你伸手拍车皮，刚好被我看见了，当时有些火起，所以老跟你们作对，后来又觉着自己说得太过分了，想表示些歉意，但一直没有机会。那天在湘潭站上和你吹起牛来，觉得你虽然傻，但不算坏，一高兴，就顺势撒了个小小的谎。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玉溪人，因为我生在那里，这点你不要怀疑，也请你别介意那个二分之一的谎言。”

“我……”我提着听筒不知该说点什么的好，只是暗自庆幸着乘坐了一列人情味十足的火车

。“你又怎么啦？”

“我希望下次还能碰上。”

“嗯，可能性很大的，如果你多回家的话。”

原本天真地以为我的皮鞋能像《少林足球》中周星驰的那双烂球鞋一样失而复得(不仅复得，而且被刘红擦得雪亮，用五彩的纸盒装起，然后羞涩地送还于我)。但事实上它被扔掉了，我想继续演绎和刘红之间的故事已经成为不可能，望各位包涵。幸运的是我这人比较阿Q，喜欢从逆境中寻找素材来安慰自己——上车前花掉了藏在鞋底的百元大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