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回老家去，割舍不断的麻将情谊让我和几个大学同学像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一般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坐火车到北京，北京站（那时还没有建成北京西站这坨豆腐渣工程）人头攒动的出站口会站着三个或四个神情肃穆的人，其中一人拎着一个跟公文包似的麻将盒，内装一百三十六张被摸得滚瓜烂熟的麻将牌和两粒晶莹剔透的色子，等我出来，二话不说，坐公共汽车（那时北京很少见到出租车，并且也坐不起，更甭提私家车了）赶到和平里某人的集体宿舍处，麻至三巡，一个突然顾念到友谊的人会抬头问我：“老六，这次在北京呆几天？”我也抬起头：“哎吆，你脸上怎么裹纱布了？”“唉，前两天喝多了酒摔的。”一夜无话。小强打得兴起，便想赖掉与新交女友的约会，抽空到公用电话处打个电话，用忧急如焚的口吻说：“小红啊，我的同学喝多了，正在医院打吊针呢，我得伺候他，你看……”姑娘被这个义薄云天的男人深深感动了，完全谅解了他的爽约，还口气缠绵地表达了对他的敬仰。那真是一个细心又善良的姑娘，半年后他们的好事儿成了，我赶到北京贺喜，她还劝我们少喝些酒：“别跟那次似的，喝到医院里去。”“医院？”我对这一忠告嗤之以鼻，“我的酒量怎么可能进医院？告诉你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我就从来没有跟医院发生过任何关系！”一片乌云在我的眼前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