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致敬也是可以的

俄罗斯电影大师塔科夫斯基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法阅读垃圾”。可惜我像老塔那么大的时候没有《战争与和平》可读，并且按照合乎逻辑的推断，即使《战争与和平》放在那时的我面前，恐怕也看不出什么好来。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民兵训练手册》，非常喜欢里面粗糙的工笔插图，“立七坐五盘三半”之类（2），还拿较薄的白纸描募了一些。认识的字就从这本书开始，第一页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二页是“读**的书，听**的话，做**的好战士”。这本书的主人是我小舅。他神秘地告诉我，第二页上的话是**说的，并叮嘱千万不要说给别人听，因为**当时已经“黑”了，按照规定，他的照片和语录是要被从书上撕去的。童年时代文化生活的贫乏已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过了，诸如如饥似渴地阅读能看到的每一份革命大批判报纸，《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是难得一见的珍馐，《小朋友》、《红小兵》、《儿童时代》等适龄彩色杂志更是只闻其名出现在梦中……我记忆中最有文化的游戏是背诵**语录，有一个小哥们能一口气地连背三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招致一片惊叹。上学后，苦难的读书生涯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多是垃圾，成心将我们往沟里带。不是垃圾的东西，也被他们有本事弄成垃圾式教法。这方面所受的精神虐待，不说也罢。反正那时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多看课外书”，而对看多了课外书的学生又进行劝阻，怕影响课内的学业，由此可以鲜明地看出语文教学与文学审美和阅读需求之间的严重对立。当我长大成人后，看到了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顿生无限感慨，恨自己童年时没有遇到这样的读物，并从此打心眼里认为老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有人与我看法相同吗？这世界上有一种贱人，叫嚷着苦难是什么财富，并对可怜的成长历程感激涕零，似乎只有在荒漠上才能知道水的可贵，才能充分吸收水的养分，让自己长得有个人样。如果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就会拿水当尿，渴死都不带喝的。他们以为今天混得不错都是沙漠给的，他们以为这么爱书都是没书的年代给逼的，然后对现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到忧心忡忡不可理喻。我也喜欢这样，显得自己的少年时光不至于真的那么可悲，而只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悲而已。我们总有一种错误的想象，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副样子（而这副样子又是最好的），是惟一的可能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连制造苦难的人，也因此捎带着被感谢。仿佛童年时要是过的好日子，现在就会变成个二流子，或是个二傻子，至少也是个二楞子，绝对不会这样既知书又达理既文明又文化。曾经看苏童评张爱玲，说《对照记》发表时配了一张她穿旗袍的照片，张爱玲对这件并不是很合身的旗袍做了很认真的解释，说是继母送的。“料子很好”，“领口都磨破了”——前一句话是继母说的，后一句话是张爱玲补充的。她记住了别人的恩惠，也记住了那恩惠的瑕疵。“她向现实生活致敬，同时对他人说，不致敬也是可以的。”苏童的这句评点可以视作对我们的童年时代的结语。读书有一种真正可怜可悲的境地，我将在下次碎片中集中论述。相较而言，没什么书可读、以及读的书垃圾居多，这两种遭际还不算最惨。无书可读使我们更善于精读，读些垃圾书，也使我们不至于偏食，更知道好粮食的可贵——在垃圾场里长出的庄稼自有其茁壮之处。其实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儿就是向别人转述自己读过的书。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几乎整整一个国家的人读的都是同样的书。这种共同的阅读经历使我有理由来回忆一些雕刻在少年时光里的记忆，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基因密码。《动脑筋爷爷》，那一年，我和父亲一起拉煤回家准备过冬。他突然让我看住煤车等他一会儿，说去书店给我买两本书，这可是几乎让我晕眩的幸福。父亲问是要《动脑筋爷爷》还是《算得快》，我知道他没足够的钱两样都买，就权衡了一下，说出前者的名字。事实上早已觊觎那套书良久，对其馋得不行。父亲没有食言，过了一会儿给我买回来，共是四本，全彩印刷。我猜他心里应该有些后悔答应了我的要求，因为相较而言《算得快》要便宜得多。这套书成为我的珍藏，看了不知多少遍，书中传授的科学知识早就烂熟于胸，小天真和小问号的幸福生活也让我艳羡不已。后来这套书又出了第五册，但我忍着没要父亲买回来凑齐，因为老是见他和母亲为钱发愁。《小灵通漫游未来》，这大概是高产作家叶永烈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了——除了该书，他还有以金明、戈亮为主人公的科学福尔摩斯系列传世，以及后来充满对话的政治人物传记，好像他当时就带了个录音机是人家身边似的，对了，他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的骨干作者。前两年看到有人不无醋意地说老叶挣了多少多少稿费，我倒觉得他拿多少钱都是理所应该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开启了我们童年时的科学幻想之门，不过如今看来，那些幻想太傻大憨粗了一些，特别是“农厂”里高耸入云的向日葵，还有切开后有桌面那么大的西瓜，几头人才吃了一个角，剩下的就浪费了。这属于穷惯了的人的科学幻想。《红旗飘飘》，这是个系列丛书，由一段段革命传统故事组成。当时喜欢它，一是因为规模大，共有几十本，看着解气，二是因为那时的小男人都喜欢打仗的故事，并通过对比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还不是最惨的。《小狒狒历险记》，融动物知识与冒险故事于一体的童话，神秘的非洲大草原，紧张得让人掌心出汗的逃亡，特别是花斑豹追小狒狒那段。对了还有，长颈鹿是个哑巴，因为她没有声带。《谁的脚印》，这同样是一部科普童话集，里面搜集了许多将浅显科学常识和人生道理糅合在一起的故事，图文并茂。我清楚地记得定价是四角二分，因为这笔钱是攒了许久才凑够的，攒钱期间往书店跑了一趟又一趟，担心这本书卖完。终于将其“请”到家中，如饥似渴地读啊读。其中有一篇介绍的是水葫芦，说长得飞快，公社的猪还特别爱吃，吃后也长得飞快，所以是件宝。二十多年过去后，我从电视里看到，南方水乡水葫芦成灾，原来既无营养又污染环境，都是垃圾，不得不花大力气清除之。《宝葫芦的秘密》，该书属于文革后被解冻的童话，不过据我看来，把它冻起来并不为过。看过这本书，有多少人渴望像主人公王葆那样有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好让自己安逸享乐？这一点恐怕大违作者的教诲本意。张天翼在书中灌输了许多哲学教义，可惜一碰到那些空洞的对话体说教，我就将其翻过去不予理会。其实他老人家最好的童话还是《大林和小林》，可惜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上高中了。小学的后半段，识的字多了，就开始看“大书”——俺们那噶对成人书籍的称谓。流传的大书多是文革前的旧书，纸已呈黑黄色，前后往往都掉了几十页，翻得太多导致中间开裂，如果再加把劲就能把三十二开的书分成六十四开的两本。除了这些劫后余生的古董，还有一些重版书和新版书风行全国。《第二次握手》，文革期间就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爱情小说，作者在上刑场前的刹那被平反释放，小说也得以正式出版，据说总发行量达到四百三十万册，成为建国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第二位，仅次于《红岩》。有着一双美丽哀愁丹凤眼的丁洁琼成为多少人的梦中情人。《新儿女英雄传》，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大书”，冀中儿女的抗日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里面的两句情歌：“年轻人多得像细沙，你为什么单爱我？”最有趣的是牛小水扮成新娘去杀日本鬼子，最气闷的是张金龙婚后虐待杨小梅。这本书的主题也很女权，最后杨小梅改嫁给不打她的牛大水，完全无视所谓的节烈观。后来又看到一本《吕梁英雄传》，更放得开。《白话聊斋》，我从小听说的一句话是“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聊斋》”（3），不看《聊斋》的原因说法不一，或曰那些鬼故事太恐怖，或曰那些狐狸精太狐媚。那种禁忌的诱惑让我连看了三册翻译成白话文的洁本《聊斋》，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有多糟。长大后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册《聊斋志异》囫囵吞枣地看完，才发觉蒲松龄的语言魅力。文字就是这样，一改，就全走样了。《林海雪原》，当年许多人可是拿它当武侠小说看的，确实过瘾，难得的是这是作者曲波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中可能最招人待见的是杨子荣，但我崇拜的却是勇武飒爽的刘勋苍，还有草莽英雄姜青山，以及他的那条“赛虎”猎犬。许多人领略爱情的甜蜜也是通过这本书，二零三首长和小白鸽白茹的情愫唤醒了他们的怀春之心。说来话长，这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往往给人带来另类的阅读体验。在一次饭局上大家聊起让我们首度产生性冲动的文学作品，有一人居然说是《红岩》，说江姐穿裙子的样子让他第一次领略到成熟女人的风韵，包括她穿裙子时露出的腿，乖乖龙的东。《封神演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它排不上号，但这部小说中有两段比较色情的描写，是当年年轻人奔走相告的秘密。这套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阅人无数。我把书合在那里看了一眼，白纸切边中有两条被翻黑的痕迹。顺着这条线打开，正是大家口碑相传的焦点：纣王收喜妹、土行孙娶邓婵玉。《牛虻》，相较于其他外国革命小说，冷酷而有伤疤的牛虻无疑是最有魅力的，因为他有不对任何人言说的隐痛，以及相互刺伤的感情纠葛。爱人的一个耳光，隐秘的身世之谜，野兽般粗鲁的美……“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你怎能不心动？…………《中国少年报》上开始连载《假话国历险记》；万人空巷齐看《流浪者》、《小街》、《庐山恋》；刘兰芳袁阔成的评书弥漫在一切有人烟的所在；小青年们拎着硕大的录音机走过一条条街道，张帝开始在磁带里自问自答；《三国演义》连环画共出了四十多本；中央电视台一边播《安娜·卡列尼娜》一边告诫观众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列夫·托尔斯泰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读书》杂志创刊号的文章是《读书无禁区》；《大众电影》的封底登了灰姑娘与她的王子的接吻剧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一本好书要到货时，一些人会在清晨的书店门口排队，露水沾湿了他们两边各有两道白杠的蓝色运动衣……裹挟在这样的大潮中，我，我们，迎来了光荣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