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杜牧时代的扬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是的，我要高声歌颂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13）；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园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谁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里的柴禾，四季中的粮食？是他们，不懂诗却懂得尊敬诗的人们，给了他所需的养分、绽放的信心，才让诗人成为诗人。最后，海子痛苦得性起，索性想表演一把自杀。好在，他享受了选择死亡的权利，社会也尽到了让他吃饱饭的责任。那是一个好年景。那年头，新闻事业也突破了从前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试举三例：某次人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一张照片便是，诺大的会场，只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某次党代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告诉他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提醒他不要抽烟，小平笑着掐灭了烟头；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电视记者都没办法取景，灵机一动，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便是《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我们尽可以赞第一个记者有眼光，第二个记者有勇气，第三个记者有头脑，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张照片获得全国好新闻奖，那张纸条被作为党代会花絮刊登于《人民日报》，那则新闻当晚被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没有鼓励他们这样发现新闻处理新闻散布新闻的大环境，所有的眼光、勇气和头脑恐怕都无从谈起。我们的八十年代。热爱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说出六十六条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个年代允许学生可以不读书。像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老师，在我们宿舍进行了一番考前辅导（其实也就是划划重点，免得让我们作弊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书上哪一页抄起）后，颇有感慨地说：“其实我教你们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写现当代文学史就好了。”他抬起忧国忧民的脸，看着我们一双双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叹了口气：“可惜，教的是你们这帮杂碎。”有同学提议大家写《关于作弊的记忆碎片》，而在那年头，作弊是老师也帮忙的事儿。像我的偶像、青年女诗人杨榴红，她教社会学。《社会学概论》期末考试时，是我第一次上这门课，一见到她，惊为天人。她苗条纤细的身体用一袭阿拉伯风味的长裙裹着（十几年后有人叫这“波西米亚风格”），慵懒地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一俟另一个长得很丑却很严厉的监考老师走出去，她马上便伸出修长的食指搁在红唇上，示意我们可以抄写了，脸上是宽容而调皮的坏笑。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考试开始前一个小时，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个字也没有写，而是始终痴痴地看着她，一是因为我连抄都不知道从何抄起，必须得等旁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答好后再让俺照葫芦画瓢，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抓紧这最后两个小时将她铭刻在心中，弥补因为逃课而错失掉的整整一学期欣赏她的机会。非常非常遗憾，那次考试我居然及格了。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是要重修《社会学》概论的，好能再盯着她看一个学期。未遂后，我与对门宿舍的大鼻子成立了一个杨榴红俱乐部，准备卖酸奶，用赚来的钱为我们的偶像买一副隐性眼镜——我们认为她不戴那副大框眼镜会更好看。我的《社会学概论》得以及格，并不是因为我抄得有多好，而是那年头的老师都手下留情，轻易不会让学生为了一门傻课而蒙上不及格的灰尘。所以，想不及格也难。所以，我要追忆一段永远钉在我的成长史耻辱柱上的往事。那一年的英语课，我们换了个新老师。第一堂课，那厮用夹杂着迈阿密口音的英语说，他刚从美国回来，非常认同美国的教育手法，学生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noproblem。我这么一听，心里就有底了，那一学期的英语课，就基本上没去过。期末考试，我们要通过学校的四级考试，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宿舍四个考四级的，只有我一人及格，但最终总评成绩，却是只有我一人不及格。那厮还特有理地说，是因为我的考勤太差。本来我在英语学习方面特有天赋——这一点有中外许多人士可以作证。但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老师，让及了格的人不及格，又让不及格的人及了格，就这样把一个语言天才扼杀在摇篮中。听说那厮家住动物园附近——我并没有说住动物园的人就是畜类，而我们经常去北展剧场看电影，都是坐332路到动物园下车，然后过一个天桥到马路这边，再走到北京展览馆。每次行走在天桥上，我都想，也许那家伙正骑着自行车往家赶，正在桥底下，我就拎起一块板砖，向那孙子愤怒地掷去，哈哈哈哈，痛快……这一阴暗的复仇心理使我患上了强烈的天桥强迫症——只要在天桥上走，哪怕是在纽约，都有往下扔砖头的**。美国朋友，拜托躲远些。可以不读书，听起来是很放纵的毁人，其实是诲人不倦的。科学家们说，时代是懒汉们推动着往前走的，诸如不愿意甩墩布的人发明了吸尘器等等。如果一个人被允许可以偷懒不读书，那么他肯定会寻找一切不去读某一本书的理由，这将更有利于他不迷信权威和名著，培养冷静审视的态度、选择批判的眼光。就是凭着这股子懒劲，我感觉到巴尔扎克的小说实在是难看，当然比起左拉的来还算有趣；路遥那么老套的文笔，怎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不过，他确实比贾平凹要老实得多，而老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狡黠、算计、虚荣和市侩气，他的书不看也罢。听北大人如数家珍地说，他们校园里那个工商银行储蓄所，里面一半的钱都是王力老师的——《古代汉语》给他挣的稿费，那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传奇。我们学古代汉语用的也是这套四本一套的教材——那时候特别羡慕所谓的签名本，就产生了一个自力更生的灵感，比如这套书，我就在扉页上写下了“老六先生雅正”，落款是努力模仿的魏碑体“王力敬献”。玩笑归玩笑，崇敬归崇敬，但这门课实在是没意思，把文学和文字弄得跟搞科研一样。高考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中文系，开始学这门课后才忍不住后怕起来。幸亏可以逃课，老师也高抬贵手，才没有把古代汉语学得那么精细。王力老师，对不起了，我失去的是古代汉语那门课的“优”，进而失去了当选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进而失去了分配到比较好的单位。但是在这门课结束后，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国语，并没有被拆成一个个的使动用法、语气助词和平仄，我看《诗经》也没什么磕绊，也才发现《史记》居然是那么伟大的一部著作。可以不读书，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绝对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许进行相反方面的选择了。是的，我可以热爱读书，也应该可以不读书；我可以说“是”，也应该可以说“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弯路；我应该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但也可以度过一段毫无意义的时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如果碌碌无为过一辈子的话，也犯不着觉得对不起谁。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里来一起建设，也应允许我进行一番破坏；你希望我赞成你，你也允许我对你质疑和反对；我可以对你充满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对你产生疏离和背弃。在那个时代，你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甚至，你的勇气与出格还得到鼓励和赞赏。正如美国法学界进行的那番争论，公民焚烧国旗犯不犯法？——“如果一个国家连焚烧国旗的自由都给你，那这个国家还不足够你来爱吗？”这种弹性和宽松度，比起萨达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选的总统选举中还要弄出个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来，比起中央电视台鼓吹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百分之九十几的观众好评如潮来，要人道得多了。让我们把这种“不读书主义”发扬光大：姑娘，我向你求爱，你可以点头，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绝。哥们，我们的交情是一辈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离开我。我同样也可以。亲爱的，我知道你希望我爱你十足十，但是，也请允许我，爱你只有六成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