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1997年，我离开生活战斗六年之久的石家庄，来到北京，开始了职场漂泊。当时心中是很兴奋的，那种既冲破牢笼又投入熔炉的感觉。进驻北京后的一段日子新鲜而刺激，干的活经常能传诵一时，口袋里的钱经常是厚厚的一摞，同饭局的吃货经常是名动天下的大佬，真的是既有里子又有面子。但是，但是，缺了什么呢？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换了四五处住所，从地下室到合租户，也借宿过别人的办公室，必须在别人上班前离开及人家下班后潜入。这些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一个人扛着自己的小包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实可怜，经常感到是个不完整的自己，像玩具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为什么会有这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早已将一些思想、记忆、感觉甚至自我转移到了书内，好让脑子不致那么拥挤。那些读过的书也已经成为大脑沟回的延伸、小件行李寄存处、谋生手段的一部分。这时的我，已不单纯是一具身高一米七十体重六十六公斤的**，把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都算进来，才是整个的我。但那一部分，却被丢在了石家庄家里的书架上。当那些书不在你身边，不能让你随时掰开引证一番时，你的思想是不完整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灵魂是不完整的，自己也是不完整的。于是那段北漂的日子里，我经常急得一脑门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没抓没挠的。有人能身作浮云常傍日，有人能处处无家处处家，有人能将异乡当作故乡，有人能将流放当作远航，但我，却连那一堆书都离不开。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这首诗名叫《日子》，作者北岛，描募的正是我最愿意过的一种生活。当我一往无前地扎到北京怀抱里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事实上自己就是在远离那样的状态。如今流行用许多指数来量化一些东西，如恩格尔指数、GDP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指数来统计这样一个时间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为了温饱而奔波？姑且称为“温时指数”吧，我相信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北京无疑是全中国“温时指数”最高的城市。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时间至少有十三个小时——这首先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时间数，其中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耗在路上，交通问题是北京最可诅咒的地方；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安排各种饭局，饭店老板是北京最可羡慕的职业；大约需要跑三个地方来办各种事儿，这里净是些没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办的事儿；大约能接到三个能挣钱的订单，最好一个也别推掉，因为打车吃饭租房喝酒买书看演出都需要钱，别人还羡慕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电脑前处理接到的那些订单；一天跑完了，临睡前躺在床上，还需要拿出三分钟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设计好……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大约是十三分钟，因为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会儿书的时间；偶尔有点儿闲空，会拿出三秒种的时间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个蚂蚁一样在骨灰盒般的高楼大厦中穿梭，这里居不易。北京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然后继续怀疑这样的生活。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自杀，说是因为他已经被那种文化所化，我也已经被北京文化所化吧。我为自己抵抗不住这种选择而沮丧。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坚定的人。如果不是二十八岁那么年轻，我大概就不会选择漂泊北京了。石家庄那样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温时指数”好低啊。在那里，我发明了许多睡觉的方式，如“头碰头”，即从晚上十一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或“头盖头”，可以从凌晨两点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直到睡得睡不着为止；兴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朋友家里找他聊会儿天（那个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五元，两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这个里程之内）；在那里生活实在不需要许多钱的，哥几个去吃次火锅，饱得直哼哼，算下账来，七个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交给单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几个小时应付一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剩下的时间和空间全是自己的：用各种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跑遍整座城市去寻觅一张影碟，打麻将和拖拉机的战士更是随叫随到……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看书，在悠闲的地方读书，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后无聊地老去。我就是这样甘心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吸血鬼。像我比较佩服的两个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汉，当年的一帮媒体精英纷纷到了北京或广州或外国，做成了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成就，李皖还守望在武汉。这几年过去后，大家升官发财泡妞离婚买车买房，李皖却做成了许多事儿。几个当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也只有武汉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李皖修炼成那样。当然，不成就什么事业也行，就像三七那样，请允许我抄录一段写他的旧文：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总是需要些证明的，有人用学问，有人用才气，有人用金钱，有人用不金钱，有人用某种级别，有人用某个类别，有人用发表的若干万字，有人用**勃起的若干分钟。但有一种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没劲。因为他实在懒得跟别人说些什么。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身份来装点门面。因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劲来跟这世界较真。也只有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这样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为，都像是在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