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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候看《说唐》,最愤愤不平的是秦叔宝为什么只能在天下好汉中排到第十六名,可见对那个排行榜是很看重的。那时候模模糊糊的感觉是:凡是好汉,就一定要排座次,排不出座次的,肯定不能算好汉。《三国》没有明确地讲清楚谁武功第一,谁第二,自是平生恨事,曾想帮罗贯中把里面的人物排一排,终未果。后来看到网上也有很多人在炮制类似的图表,为典韦是不是打得过张辽之类的问题争吵不休,于是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私人的小事,而是大家都克服不了的情结。是否我们中国人的座次意识特别强烈呢?这倒也难说。看看今日之天下,那绝对是一个由无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排行榜支配的世界。也许这倒又是那个“最中国的就是最世界的”的命题的例证了。有一回高尔基去见列宁,看到后者正在读《战争与和平》。过一会儿列宁放下书来喃喃自语:多么好啊,在欧洲有谁能同他媲美吗?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说:不,没有,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我很喜欢列宁这种一定要分个高下的劲头,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也私下里常有一样偏心的自问自答:全世界有哪部小说能同它媲美吗?不,没有,没有一个比得上它。这是文化自豪感吗?当然!随你说是夜郎自大也好,政治不正确或变相自卑也好,一个人没有文化自豪感是活不下去的。有时候,我确实觉得一部《红楼梦》就可以让我找回所有的文化自豪感。**似乎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在《红楼梦》之后,我们同世界文学拉开了差距。后来幸亏有了鲁迅,这个差距变小了一点。从新时期以后,和其他行当一样,文学领域兴起了赶英超美的热潮,我们终于开始和世界文学接轨了,很多人对诺贝尔奖的兴趣越来越大。实话实说吧,就纯文学而言,进步是有的,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虽然水分不小,形势确实是在不断好转。如果要搞个世界文学一百零八将的话,我们的王安忆、韩少功、莫言肯定是可以挤进去的,至于是天罡还是地煞那就难说啦。对此我们可以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一旦把目光转到通俗文学的领域,情况可就大大不妙了。我们的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科幻小说长期以来一直乏善可陈,既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的文化胃口,与国力的增长更是很不相称。我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差距最大之处不在纯文学,而在通俗文学上头。这方面我是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沮丧得很。中国文学要想腾飞,光靠纯文学是不行的,就像体育要腾飞光靠国家队是不行的一样。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希望都没有,去年朋友向我推荐了代表国内通俗文学最高水平的某畅销作家。一看之下,感觉不错,就把所有他的作品都找来看了。当时确实感到颇为欣慰,当然也有急切地要支持国货的心理在里头,觉得该作家同我老早看的谢尔顿、希金斯、格里塞姆有得一比。问题是,我已经有好一阵没有看国外的通俗小说了,我们在进步,焉知人家不在进步?果然,不久前读了一本丹·布朗(DanBrown)的最新出的《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就知道自己还是为本土的通俗小说高兴得太早了。二丹·布朗,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惊悚小说作家,教师出身,先前有过三部作品,反应平平,在好手如云的西方畅销书界算是个新面孔。今年三月《达芬奇密码》出版后,一下子登上《纽约时报》等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一时好评如潮。这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既混合了谋杀,侦探,解谜,悬疑,追捕等常规的畅销要素,又加进了大量艺术史、宗教史、象征学等文化佐料。令人惊叹的是,他把那些高级调味品洒得恰到好处,丝丝入味,与惊心动魄的故事完全融为一体。这可不是等闲的本领。哈佛的艺术史和宗教象征学教授罗伯特·兰顿正在法国讲学,半夜里他被法国国家司法警察局(DCPJ,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人从旅馆里叫醒,请他协助一起血腥谋杀案的侦破。他们来到犯罪现场——卢浮宫的大画廊,死者是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雅各·索尼埃,也是著名的象征学学者。为什么偏要叫兰顿这么个美国教授来?第一,他是索尼埃的日程表上最后要见的人。第二,索尼埃的死状恐怖邪异,他被枪击中胃部,可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他竟把自己全身的衣服剥去,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四肢伸展开来,做成—个达芬奇“维特鲁威人”(VitruvianMan)的姿势,用手蘸自己的鲜血在腹部画了一个五角星,还在身旁写下几行谜样的数字和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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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朗经典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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