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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去世对陈天的影响非他人能够理解,他重新缩回他的小屋,思考他的创作。“你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在那以前,我曾经很正经地问他。“写给看书的人。”“对,当然是看书的人,但是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也许是以后的人,还没出生的人。”“这也算是一种答案,至少说明你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我只是作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罢了,我不是野心勃勃的小伙子了。你呢?你写给谁看?”“电视剧嘛,自然写给老百姓看,他们看不看其实我无所谓。”“你‘有所谓’的东西呢?”“写给自己,写给跟自己同类的人,其他的人随便。”“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很多年轻作家都这么想。”“你呢?你怎么想?”“我在美国的时候去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你知道那有多大?在那浩如烟海的图书中,你有必要再加上自己的一本吗?这一本有什么价值?有它独特的必要性吗?为了兴趣或者争名逐利写作我也理解,但这不是写作的终极目的。”“会有什么终极目的吗?人生又有什么终极目的?”“你搬出了虚无,一切问题就都不能谈论了。虚无可以颠覆一切,我们要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预设一个对生命的肯定答案,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OK,假设我们的生存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偶然,不是被迫,不是自然随机的选择,美和善的原则的确是宇宙的原则之一。写作是为了什么?”他笑了笑,以拍拍我的头代替了回答。是的,要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预设一个对生命的肯定答案,这样我们寻求意义的活动才能得到肯定和赞赏。但是我给不了自己这个肯定的答案,我想知道在一个否定的答案下,我该如何生存下去?我在其中找到的欣喜之事就是寻求美感。这一切都跟意义无关,所有的爱情,激动,感动,慰藉,欣喜,仓惶,痛苦,都不是意义,只是感官的盛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盛宴。我和徐晨也曾经为哪一种艺术更高超而争吵,也许我一直以平庸的态度爱着艺术,不过把它当成了逃避乏味人生的甘美草地。讲述和描绘可以使枯燥的生活显示出意义,我总是想拿起剪刀把那些岁月剪辑成一部精致的电影。如果有人兜售这样的人生,我想人们会倾其所有去购买。电视剧总是不能象电影一般精美,因为它象生活一样太过冗长,人们渴望日复一日的幸福,其实有了日复一日也就不再有幸福。我和陈天对我们的工作谈论不多,后来就更少。我们俩的共同之处更多是在情感取向上,而不在艺术见解上。陈天是个颇能自得其乐,享受生活的人。他对世俗生活有着一种我所不理解的浓厚兴趣。他非常贪玩,下棋,钓鱼,打麻将,玩电游,吃饭喝酒和女人**,对名利一向不怎么上心。骨子里当然是骄傲的,许多事不屑一作,许多人不屑一理,对一些必须为成功付出的代价表示不以为然。他的这种世俗风格十分中国化,跟徐晨夜夜笙歌的颓废完全不同。我和陈天相差二十岁,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四、五岁的时候,我妈开始教我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到我可以自己选择书籍,我得说就没好好看过一本中国书。我所有的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兴趣爱好都是西方式的,这“鹅鹅鹅”在我身体里到底占了多大部分,实在难说。我的西方式的,极端的疯狂,撞在了陈天软棉棉的,不着力的善意里,完全销解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陈天不是我的吸血鬼,对我的奇谈怪论也不感兴趣。我说过,陈天的文字像吹一支幽远绵长的笛子,不急不燥,娓娓道来,平实自然,体贴入微,细是细到了极处,像是什么也没说,却已经说了很多。那笛子好是好,但终究是与我无关。唉,我们到底是以何种名义相爱的?真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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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一梅作品:悲观主义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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