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号染色体 政治(4)

把蛋白侵染子疾病传给一头牛的机会仍然非常小，但是如果有千万头牛，那就够了。一旦最初的几例“疯牛病”又重新进入食物链，被做成食物给其他的牛吃，链式反应就开始了。越来越多的蛋白侵染子进入了牛食饼，给新的小牛越来越高的剂量。较长的潜伏期意味着那些完蛋了的牛平均在5年之后才出现症状。在1986年底，当人们认识到最初的6个病例不同寻常的时候，在英国已经大约有3万头牛被感染上了，尽管此前没人知道这件事情。最终，在90年代晚期此种病几乎被全歼之前，有18万头牛死于牛海绵状脑病。在第一个病例被报告之后的一年之内，政府兽医那精湛的侦探工作就把受污染的饲料确认为问题根源。它是惟一符合所有细节的理论，还能解释奇怪的异常现象，比如说，在古恩希岛（Guernsey）发生的流行病比泽西岛（Jersey）早很多：这两个岛的饲料来自两个不同的供给商，一个用了很多肉和骨头，另一个用得比较少。到了1988年7月，反刍动物饲料禁令就已成了法律。很难想象专家和政府部门动作还能比这更快，除了事后诸葛亮的时候。到了1988年8月，索思伍德（Southwood）委员会的建议也被执行了，所有患有海绵状脑病的牛都被杀掉且不得再进入食物链。这时，发生了第一个大错：政府决定只给农民牛价值的50％作为补偿，这就给了农民一个动力去漠视疾病的征兆。但是，即使这个错误的后果也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严重：当补偿金额提高之后，汇报上来的病牛数字也没有大幅增加。特别规定的牛内脏禁令在一年之后也生效了，它禁止成年牛的脑子进入人类的食物，只在1990年才把被禁的牛脑扩展到小牛。这也许会发生得更早。但是，因为知道除非是直接往脑子里注射，其他物种很难染上羊瘙痒症，这样的措施在当时显得过于谨慎了。已经证明了通过食物是不可能让猴子染上人类蛋白侵染子疾病的，除非剂量特别大，而从牛到人的跳跃比从人到猴子的跳跃大得多。（人们的估计是，与通过食物吸收相比，向大脑里注射会把得病的危险提高1亿倍。）在那个时期，如果谁说食用牛肉不安全，那就会成为最大的不负责任。就科学家们所关心的来说，不同物种之间口腔传播的危险确实小得几乎不存在：如此之小，以至于在实验里如果不用几万只、几十万只动物就一个病例都得不到。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样的一个实验正在5000万只名字叫做英国人的“实验动物”上进行。在这样大的一个样本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几个病例。对于政治家来说，安全是个绝对的概念，不是相对的。他们想看到的不是个别人患病，而是没有一个人患病。另外，牛海绵状脑病像它以前的所有蛋白侵染子疾病一样，被证明在让人吃惊这一点非同一般。猫因为吃了牛所吃的同样的有肉有骨头的饲料，也染上了病——从那时到现在，70只以上的家猫、三只猎豹、一只美洲豹、一只美洲斑豹，甚至一只老虎都因牛海绵状脑病死了。但是还没有出现过得了牛海绵状脑病的狗。人类会像狗那样有抵抗力还是会像猫科动物那样脆弱？到了1992年，牛的问题被有效地解决了，尽管流行病的高峰在那之后才出现，因为在受感染和出现症状之间有五年的潜伏期。1992年之后出生的牛很少有患牛海绵状脑病或有可能患上的。但是，人类的歇斯底里才刚刚开始。至此，政治家们所做的决定开始稳步地变得越来越愚蠢。感谢那个内脏的禁令，它使得食用牛肉比最近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开始拒食牛肉。在1996年3月，政府宣布，确有十个人死于蛋白侵染子疾病的一种，看起来很像是在那段危险的时期通过牛肉传染上的：它的一些症状与牛海绵状脑病相似，以前没有见过。公开的警告，加上媒体心甘情愿地煽风点火，就成了——很短暂的——极端。认为只在英国就会有几百万人死亡的狂想式预言也被大家认真对待。把牛变成了吃人兽这样的蠢事被广泛地描述成支持用有机肥料种田的证据。出现了很多阴谋理论：这个病由杀虫剂引起；科学家的嘴都被政客们封住了；真相被隐瞒了；对饲料业的管理规则被取消才是问题的原因；法国、爱尔兰、德国和其他国家也在封锁同样严重的流行病的消息。政府感到它必须做出反应，要出台一个更没用的禁令，不许食用两岁半以上任何年龄的牛：这个禁令更煽起了公众的警惕，摧毁了整个一个行业——把整个系统用那些命运已被注定的牛给堵死了。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在欧洲政客们的坚持下，政府下了命令，“有选择地杀死”另外10万头牛，尽管明知这是一个会进一步疏远农民和消费者的没有意义的姿态。在马跑了之后它都不再把圈门关上了，它要在圈外面杀一只羊来做祭祀。不出所料，这个新的杀牛举动甚至没能取得让欧盟解除它禁止进口所有英国牛肉禁令效果，这个禁令其实主要是出于欧洲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比这更糟的是接下来在1997年对带骨头的牛肉的禁止。人人皆知带骨牛肉的危险是微乎其微的——最多导致每四年有一例CJD。政府对于危险所采取的措施如此之集权化，尽管危险性比遭雷击还小，农业大臣也不准备让大家自己去做决定。事实上，可以预料到，政府对危险采取了这样一种荒谬的态度，它逼得治下的人们采取了更有危险的行动。在有些圈子里几乎出现了一种逆反心理。我就发现，在禁令即将生效的时候，我受邀请去吃红烧牛尾的次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在1996年一整年里，英国做好了迎接一场人类海绵状脑病流行的准备，但是从3月到年底只有6个人死于这种病。患病数字远远没有增加，相反似乎保持稳定甚至减少了。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死于新类型的CJD仍然不清楚。这个数字慢慢升到了50以上。每一个病例都是无法想象的家庭悲剧，但还算不上流行病。一开始，调查显示这个新类型CJD的受害人都是在危险的年头里特别热衷于吃肉的人，尽管受害者之一在几年以前当了素食者。但是这是一个幻象：当科学家们向那些被认为是死于CJD的病人（但是死后检查却表明他们是死于其他原因）的亲属询问死者生前的习惯时，他们发现了同样的食肉倾向：死者家属所讲述的记忆，心理上的多于实际的。受害者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几乎都属于同一种基因型——在第129个词上是双份的甲硫氨酸。也许，人数更多的杂合子与缬氨酸纯合子会被证明只不过是有更长的潜伏期：通过大脑内注射而传给猴子的牛海绵状脑病就比其他蛋白侵染子疾病有长得多的潜伏期。另一方面，因为绝大多数人类通过牛肉得到的传染都应该发生在1988年底以前，十年【本书这一段的写作时间是1998年左右，但从书中其他信息看，全书的完成在2000年年底。——译者注】的时间已经是牛的平均潜伏期的两倍了，也许，物种之间的界限与在动物实验里看到的一样高，而流行病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可能新类型的CJD跟吃牛肉没有关系。很多人现在相信，有一种可能是从牛肉制品中得到的人体疫苗或其他医药制品给我们的危险更大，而这种可能性在80年代晚期被权威机构有点太过轻率地否定了。